詩中說“縣官不敢抗”，同作者的身份有一定關係——當時梅堯臣正任河南襄城縣令。在這樣的詩中，我們看到一個具有政治責任感和道義良知的下層官吏對時政的不安和對民眾的同情，以及改革政治的願望。
在當時的詩歌淪於文字遊戲、偏重於追求辭藻和形式之美的風氣中，梅堯臣的這一類創作，對於恢復詩歌的嚴肅性、轉向重大題材，無疑起了積極的作用。但另一方面，宋代政治詩的一般缺陷，在這裡也明視訊記憶體在著。正如《田家語》小序所宣稱的“因錄田家之言，次為文，以俟采詩者”，其寫作的出發點首先是在政治方面，是試圖以此為諷諫書，而不是詩人為生活所激發的熱情。以《汝墳貧女》為例，我們既看不到詩人自我的形象（“縣官不敢抗”既不是正面寫自己，也沒有展開），也看不到那位“貧女”的形象，最後四句雖然試圖表達出悲憤的情緒，但它的語言實際是概念化、一般化的。
總之，由於詩人偏重於敘述一樁事件，傳達一種政治觀念，使得詩歌的感染力受到削弱。倘與作者為悼念夭亡的幼女而寫的《戊子三月二十一日殤小女稱稱三首》之二相比，兩者的區別十分清楚：
蓓蕾樹上花，瑩潔昔嬰女。春風不長久，吹落便歸土。嬌受命亦然，蒼天不知苦。慈母眼中血，未乾同兩乳。
雖說梅堯臣的詩在抒情方面大都不趨向激烈（這也是宋詩的一般特點），但這首詩尤其在結末二句，卻令人驚心動魄，雖然它的語氣並不誇張。
當然，政治題材只佔梅堯臣全部詩作中的一小部分。他的詩歌內容非常廣泛，而且是有意識地向各種自然景象、生活場景、人生經歷開拓，有意識地尋找前人未曾注意的題材，或在前人寫過的題材上翻新，這也開了宋詩好為新奇、力避陳熟的風氣，為宋詩逃脫出唐詩的籠罩找到一條途徑。譬如他寫破廟，寫變幻的晚雲，寫怪誕的傳說，寫醜而老的妓女，甚至寫蝨子、跳蚤，寫烏鴉啄食廁中的蛆……有些是根本不宜入詩、破壞詩的美感的，不過從這裡可以看到當時詩歌的一種趨向。
在以瑣碎平常的生活題材入詩時，很容易顯得凡庸無趣味，於是梅堯臣常以哲理性的思考貫穿在其中，加深了詩歌的內涵，使之耐人尋味。譬如《範饒州坐中客語食河豚魚》，開頭“春洲生獲芽，春岸飛楊花。河豚當是時，貴不數魚蝦”四句，以平易的語言寫出河豚的珍貴，而後描繪它的面目可憎、劇毒可怕，人們卻“皆言美無度，誰謂死如麻！”最終歸結為“甚美惡亦稱，此言誠可嘉”。把食河豚這一日常生活的現象，與“至美與至惡相隨”這一具有普遍意義的、頗為深刻的哲學問題聯絡在一起，詩的分量就顯得不一般了。這也是宋詩在熱情減弱以後，向其他方向發展的一個途徑。
梅堯臣詩歌的藝術風格，歐陽修謂之“古硬”（見《水谷夜行寄子美、聖俞詩》），又謂之“平淡”（見《梅聖俞墓誌銘》）。所謂“古硬”的一面，主要是效仿韓愈詩的風格。梅堯臣的詩常用一些生澀怪僻的文字、闇昧陰鬱的色彩、帶有恐怖和荒蠻感的意象，構成幻覺性而非日常意味的詩境。如《餘居御橋南夜聞襖鳥鳴，效韓昌黎體》，從九頭襖鳥的傳說寫到鬼車夜遊的景象，又如《觀楊之美畫》所描繪的畫面是：
水官自有真龍騎，兩佐並跨鯨尾螭。步趨群吏怪眼眉，雲生海面無端涯。雷部處上相與期，人身獸爪負鼓馳。後有同類挾且搥，次執電鏡風囊吹。青蛇有角魚足鬐，上下引導神所施。……
梅堯臣學韓詩的目的，是為了矯正晚唐五代以來詩歌中疲軟圓熟的弊病，以求雄健之美。他在《依韻和王平甫見寄》中對韓愈的讚美，“文章革浮澆，近世無如韓。健筆走霹靂，龍蛇奮潛蟠”，亦是他對自己的期望。但是，他所寫的詩雖面貌很貼近韓愈的詩（包括上面舉例的），卻總是不大成功。因為韓詩不僅是表面上的怪異生硬，其中所涵蘊的雄張恣肆的力度，實際是唐人宏放的性格的變態表現，這是宋人從表面上學不到的。倒是他在比較平易流貫的詩歌中有時夾入古拗怪譎的詩句，反而有獨特的效果。
梅堯臣所作“平淡”一路的詩，更具他個人的特色。他曾說：“作詩無古今，唯造平淡難。”（《讀邵不疑學士試卷》）
這裡所說的“平淡”，是避免激情的表現、濃重的色彩、警策醒目的字眼，而求得自然淡遠的意趣，下面兩首，是他的名作：
適與野情愜，千山高復低。好峰隨處改，幽徑獨行迷。霜落熊升樹，林空鹿欽溪。人家在何處，雲外一聲雞。（《魯山山行》）
行到東溪看水時，坐臨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