嶼發船遲。野鳧眠岸有閒意，老樹著花無醜枝。短短蒲茸齊似剪，平平沙石淨於篩。情雖不厭住不得，薄暮歸來車馬疲。（《東溪》）
這些詩語氣相當連貫，節奏比較舒緩，語言自然流暢，粗讀近似白居易的風格，其實是典型的宋詩，它經過細密的琢磨而返歸於自然，絕沒有白體的輕滑。像“雲外一聲雞”、“老樹著花無醜枝”，都是新奇的句子，但它是意趣的新奇，而不是句式、語彙、修辭手段的新奇，所以讀起來很平常。後一句甚至可以作為宋詩的一種審美特徵來看。大抵六朝至唐，多以華麗為美，生氣外發為美，而“老樹著花無醜枝”，卻是內斂的、令人心境平靜的美。梅堯臣曾說：“詩家雖主（一作率）意，而造語亦難。若意新語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為善也。必能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然後至矣。”（《六一詩話》引）可見他所說的“平淡”，並非易至之境，他對詩歌創作實有很高的要求。
無論“古硬”或“平淡”的風格，也無論古體或近體，梅堯臣的詩多少帶有散文化的傾向，只是其程度和表現形態不同。這種散文化的手段，主要收到以下幾種效果：第一，詩歌的句子長期以來逐漸形成了固有的組合形式，散文化的詩句可以打破詩對這種形式的依賴，既重新獲得一種“陌生感”、“驚奇感”，又得到更自由的表現，包括那種拗折生硬的表現；第二，這也是針對西昆體詩藻飾整麗、意象密集、眩人眼目而內涵淺薄的弊病，透過虛詞的使用（如“千山高復低”的“復”字），比較符合常規語法的句式，和引入一般認為不宜入詩的尋常事物，樸素字眼，使得詩中意象疏化，詩中的視境不那麼迅速變換、錯綜迷離，讓讀者更容易接近和體味詩歌的內涵；第三，梅堯臣（包括當時其他一些詩人）的古體詩，往往敘述性很強，而散文化的詩句才能敘述得清晰。
梅堯臣的詩，有時古硬得難以咀嚼，平淡得缺乏韻致，散文化的句子有時寫得完全不成其為詩，以及他把一些醜惡的事物寫入詩中，這些都是明顯的弊病。但正如《後村詩話》所說的“本朝詩惟宛陵為開山祖師”，他畢竟在眾多方向上開啟了宋詩的道路，在詩史上有較大的影響。
蘇舜欽（1008—1048）字子美，開封（今屬河南）人，當過縣令、大理評事、集賢殿校理，據說因接近主張改革的政治家，被人藉故誣陷，罷職閒居蘇州。後來復起為湖州長史，但不久就病故了。他與梅堯臣齊名，人稱“梅蘇”。有《蘇學士文集》。
在對詩歌的政治作用的認識上，蘇舜欽與梅堯臣是一致的。他在《石曼卿詩集序》中說：“詩之於時，蓋亦大物。”所謂“大物”，即是指詩可以反映“風教之感，氣俗之變”，若統治者有“采詩”制度，就可以據以“弛張其務”，達到“長治久安”。因此，他批評“以藻麗為勝”的文學風氣，而大力讚揚穆修等人“任以古道”，石曼卿的詩能“警時鼓眾”。而且如前所言，他還提出過“文之生也害道德”的頗為極端的意見。其實蘇氏為人性格偏於豪放開張，並無道學家的氣息，他的這些主張與他在仕途上積極進取的慾望有重要的關係。
作為一個關切時政、渴望有所作為的詩人，蘇舜欽的詩常常觸及一些嚴峻的現實問題。他的《慶州敗》記敘了宋王朝與西夏戰爭的失敗，痛心疾首地批評了朝廷在邊防措施上的鬆懈和將領的無能；《吳越大旱》寫到一方面饑荒病癘使“死者道路積”，另一方面官府為了應付與西夏的戰爭，仍無情蒐括糧食，驅使丁壯勞力上戰場，致使“三丁二丁死，存者亦乏食”，最後並以“胡為泥滓中，視此久慼慼。長風捲雲陰，倚柂淚橫臆”之句，表述了自己內心的痛苦；《城南感懷呈永叔》同樣寫出民間由於饑荒而出現的慘狀：“十有七八死，當路橫其屍。犬彘咋其骨，烏鳶啄其皮。”並以“高位厭粱肉，坐論攙雲霓”與之相對照，直斥權勢者的無能與無恥。
在反映時弊、揭露社會矛盾方面，蘇舜欽往往比梅堯臣來得尖銳直截。這一方面是由於個性的關係，另一方面也同蘇舜欽鬱郁不得志的遭遇有關。他本是自視很高的人，卻總是受排擠乃至遭誣陷，所以既感到自己無法為社會盡到應有的責任，又感到個人失意的苦悶。這兩種情緒糾合在一起，使彼此都強化了。《城南感懷呈永叔》的末一節說：“我今飢伶俜，憫此復自思：自濟既不暇，將復奈爾為？愁憤徒滿胸，嶸峵不能齊。”言外之意是：倘若自己能掌握權位，便能夠拯救百姓；無奈自顧不暇，所以格外憤懣。而在有些詩中，他更把個人的不滿直接宣洩出來，如《對酒》：
丈夫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