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童子曰：“星月皎潔，明河在天，四無人聲，聲在樹間。”
把無形的秋聲作了形象的描繪。他用排比對偶句法構成三次短促的節奏，寫得秋聲有驚天動地之感，而因此，末幾句的寫景越發顯得蕭瑟平靜，絲毫不為秋聲所動。在兩相映襯而合成的整體意境中，突出了作者內心對秋天衰颯氣氛的敏感和悲哀。
若從缺陷一面來說，這一類作品“做”文章的痕跡都較重。像《醉翁亭記》二十一個“也”字的用法，多少讓人感到不自然；《秋聲賦》上面這一節中的問答，也是有些做作感的。還有，十分綿細的意脈，這實際上是情感受理智控制、表現得平緩有分寸的狀態，它對讀者情感的啟用力量也相應地比較薄弱。
當時受歐陽修延譽推舉而走上仕途或獲得文名的一批文學家，也同時活躍在文壇上，除王安石、蘇軾將在後面作專門介紹，其他一些人在此附帶提及：蘇洵（1009—1066），字明允，眉山（今屬四川）人，蘇軾、蘇轍之父，人稱“老蘇”。擅長於史論、政論，文章風格略帶縱橫家氣，文筆老練而簡潔，有《嘉祐集》，《六國論》為其名篇。蘇轍（1039—1112），字子由。他將自己的文章與兄蘇軾相比，稱“子瞻之文奇，余文但穩耳”（《欒城遺言》）。有《欒城集》，《黃州快哉亭記》為其名篇。曾鞏（1019—1083），字子固，南川（今屬江西）人，有《元豐類稿》。他的思想比較正統，文章以政論為主，風格淳正厚重，文學色彩很淡薄。但後世重視文章的倫理價值的人對他特別推重。
………………………………………………
第四節 王安石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晚號半山，臨川（今屬江西）人，慶曆二年（1042）進士。在仁宗、英宗兩朝，他在許多地方擔任過地方官，也曾在中央部門任職，對於民間情況、政治的弊病和國家所面臨的危機有相當的瞭解，逐漸形成自己的一套政治、經濟主張，並曾在給仁宗皇帝的上書中提出變法的建議。神宗即位後，面對外族壓迫、國力虛弱、財用匱乏等一系列嚴重問題，急欲找到出路，遂於熙寧二年（1069）起用時任三司度支判官的王安石為參知政事，主持歷史上著名的熙寧變法。但他的一套激烈變革的政策措施，既觸犯了士大夫集團以及富商豪紳的利益，又與封建官僚制度不相適應，造成很多流弊，招致強有力的反對，幾起幾落。後期退居江寧。在司馬光全面廢除新法後不久，憂憤而卒。有《臨川集》。
王安石青年時代就有高度的政治熱情，以太平宰相自許，後又以頑強的態度投入政治鬥爭，其理想決不是要做一個“文人”。在他三十多歲會見歐陽修時，歐陽修在贈詩中比之為李白、韓愈這樣的文學家，他在酬答詩中卻說：“他日若能窺孟子，終身何敢望韓公？”（《苕溪漁隱叢話》引《漫叟詩話》）在他看來，韓愈還是文人氣太重。他對文學的看法，也是特別強調其實用功能：
所謂文者，務為有補於世而已矣；所謂辭者，猶器之有刻鏤繪畫也。誠使巧且華，不必適用；誠使適用，亦不必巧且華。要之，以適用為本，以刻鏤繪畫為之容而已。（《上人書》）
這種觀點同當時文學思想的主潮相一致。不過，王安石說的“適用”，偏重在具體實際的社會作用方面，而不像道學家偏重在道德說教，這是政治家的本色。
由於這種“務為有補於世”的文學觀念的支配和對現實的強烈關注，王安石的詩文都與社會、政治或人生的實際問題貼得很緊。散文尤其突出。像《上仁宗皇帝言事書》、《答司馬諫議書》等名文，本是與變法有關的政論而非文學作品，且不像歐陽修同類文章那樣講究文采，暫且不論，即使像《讀孟嘗君傳》、《書刺客傳後》、《傷仲永》這樣的小品文，都包涵有很實際的用意，而不是為了表現人生情趣、文學才思。
如《讀孟嘗君傳》談的是怎樣才算真正“得士”的問題，《傷仲永》談的是天賦不可依恃，學習尤其重要。甚至像《遊褒禪山記》這種歷來重視辭采和情趣的遊記類散文，也用了近半的篇幅，引伸討論一個哲理性的問題：無論做什麼事情，要達到超乎庸常的境界，都需要具有非凡的意志、付出超常的努力。
在王安石詩歌中，也存在類似的情況。一部分作品是直接反映現實社會問題的，如《感事》、《兼併》、《省兵》、《收鹽》、《河北民》等，大多作於他任地方官時，表達了他對時政的批評和他的政治理想。另一部分作品，則借古喻今，或借題發揮，表明作者的政治觀念或人生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