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如《商鞅》，以“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強調了建立有效的國家機器的重要；《孟子》“何妨舉世嫌迂闊，故有斯人慰寂寥”，表現了他在政治上固執己見的態度。此外如《賈生》、《漢武帝》、《桃源行》、《明妃曲》等，大體類似。不過，同散文的情況不一樣的是，除了這一類觀念性比較強的作品以外，王安石（特別是在他脫離政治舞臺的時期）還寫有許多偏重於抒情的作品。
與梅堯臣、蘇舜欽、歐陽修等人推崇和效仿韓愈不同，王安石詩受韓愈的影響很少，而是非常敬重杜甫，並廣泛吸收了中晚唐詩的特長。他曾編過《老杜詩後集》，並在《杜甫畫像》中寫道：“吾觀少陵詩，為與元氣侔，力能排天斡九地，壯顏毅色不可求。”杜甫在宋代逐漸受到高度重視，宋詩逐漸向杜甫的方向靠攏，可以說是以王安石為起點的。另外，他也編過《唐百家詩選》，收的多是不為人重視的中小詩人的作品，顯然他有廣採博收的意識。在此基礎上，他的詩形成了以語言精煉而圓熟、意境清麗而含蓄為主要特點的風格。
王安石的詩對語言的錘鍊十分講究，並善於不留痕跡地化用前人的詞彙和意象。傳說《泊船瓜洲》中“春風又綠江南岸”一句中的“綠”字，改了十幾次才確定下來。其實，把形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