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辨在宋代有一種稱為“說話”的民間技藝，由唐代的“說話”發展而來，並吸收了變文等的若干特點；至元代仍然流行。其內容主要是述說故事。現在所知的宋、元通俗小說大致就是當時“說話”藝人——也即“說話人”——所用的底本，故又稱“話本”；但也可能已在底本的基礎上有所增刪，與其原貌不盡相同了。
“說話”在宋代有四家。據宋代灌園耐得翁《都城紀勝》的“瓦舍眾伎”條記載：
“說話”有四家。一者小說，謂之銀字兒，如煙粉、靈怪、傳奇、說公案（皆是朴刀杆棒及發跡變泰之事）、說鐵騎兒（謂士馬金鼓之事）。說經，謂演說佛書；說參請，謂賓主參禪悟道等事。講史書，講說前代書史文傳、興廢爭戰之事，最畏小說人，蓋小說者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頃刻間提破。合生，與起今隨今相似，各佔一事。
據此，“說話”四家為：一、小說；二、說經，包括說參請；
三、講史；四、合生。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和《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即大致採用這種說法，孫楷第《宋朝說話人的家數問題》並對此作過較詳細的考證，可以參看。但因洪邁《夷堅志》支乙卷六《合生詩詞》條有“江浙間路歧伶女有黠慧知文墨、能於席上指物題詠、應命輒成者，謂之合生。
其滑稽含玩諷者，謂之喬合生。蓋京都遺風也”的話，有些研究者就認為“合生”不屬於“說話”四家之一，並對上引《都城紀勝》的那一段話用別的方式來標點，於是對“說話”四家也就有了別的分法。但似還不如魯迅、孫楷第的分法來得穩妥。
①只是在“說話”四家中，合生的勢力最小，綜合《東京夢華錄》、《夢梁錄》、《西湖老人繁勝錄》、《都城紀勝》、《武林舊事》諸書的記載，合生藝人有姓名可考的只吳八兒、雙秀才兩人，而小說、講史皆有數十人，說經也有近二十人，即可見一斑。大概從南宋後期起，合生已頗衰微，故《夢梁錄》卷二十有一條記“說話”的情況，標目為《小說講經史》而不說及合生。至於合生的特點，由於前人的記載語焉不詳，現在已難以弄清楚了。
①洪邁此條舉了兩個例子。一個是一位散樂伎人“高吟”一首七律，詠兩位太守對席；另一個是一位唱諸宮調的女子“歌”其“述懷小曲”，詠雪裡梅花，用以自喻。又，張齊賢《洛陽摚�鵓晌偶恰匪擔骸壩刑父韙救搜釔r蘿，善合生雜嘲。”文中並記載了這位“歌者”“嘲蜘蛛”（實為嘲胖和尚雲辨）的五言小詩，從中可見洪邁的所謂“京都遺風”。其“嘲蜘蛛”，亦即“指物題詠”的一種。按，《新唐書·武平一傳》：“伏見胡樂施於聲律，本備四夷之數。比來……妖伎胡人，街童士子，或言妃主情貌，或列王公名質，詠歌蹈舞，號曰合生。”是“合生”在唐代已經出現，本“施於聲律”，也可結合舞蹈，故有“詠歌蹈舞”之語；其內容的“或言妃主情貌，或列王公名質”，則顯與“題詠”相通。洪邁所記，均為樂人的“吟”、“歌”，張齊賢所記，也為“歌者”之詩，當是唐代“施於聲律”的“合生”的繼續。而羅燁《醉翁談錄》卷一甲集《舌耕敘引》的《小說引子》說：“小說者流……或名演史，或謂合生。”此處的小說，是廣義的概念，與今天通常所說的“小說”近似，故謂其可“或名演史”。
由這一記載，可知其所謂“合生”實屬於廣義的小說，也是述說故事的。
與洪邁所說“指物題詠”、再加“吟”、“歌”的“合生”同名異實。換言之、“合生”在當時實有兩種，一種屬於“說話”，一種則吟詩歌詞。另據洪邁所記，在其生活的南宋時代，後一種“合生”是由女性（“路歧伶女”）從事的，而《西湖老人繁勝錄》所記“合生”藝人為“雙秀才”，顯非女性，也可見《繁勝錄》所記“合生”非洪邁所謂“合生”，而當是《醉翁談錄》所說的那種“合生”。
“說話”的形式，大抵以詩詞起，以詩詞終，在敘述過程中也常雜以詩詞、駢文之類，故又有“詩話”、“詞話”之稱。
至於“小說”、“講史”、“說經”的區別，魯迅說：“講史之體，在歷敘史實而雜以虛辭。小說之體，在說一故事而立知結局。”
（《中國小說史略·宋之話本》）“說經”雖“演說佛書”，後也發展為專講佛教史上的有關故事，向“小說”、“講史”靠攏，唯題材有所區別，其代表作為《大唐三藏取經詩話》。
無論是唐代的“說話”或變文，都屬於民間文學的範疇。
從這點說，作為其後繼者的宋、元“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