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也應為同樣的性質。且宋代“說話”主要在“瓦舍”演述，其聽眾以市井民眾為主，元代“說話”的主要聽眾同樣如此，故可視為市井文學。而另一方面，宋、元“說話”又受六朝以來文言小說的影響很深。羅燁《醉翁談錄》的《小說開闢》說：
夫小說者，雖為末學，尤務多聞。非庸常淺識之流，有博覽該通之理。幼習《太平廣記》，長攻歷代史書。煙粉奇傳，素蘊胸次之間；風月須知，只在唇吻之上。《夷堅志》無有不覽，《琇瑩集》所載皆通。動哨、中哨，莫非《東山笑林〉；引倬、底倬，須還《綠窗新話》。
《太平廣記》固然收有許多六朝志怪和唐人傳奇之文①，《夷堅志》、《綠窗新話》也分別為宋代志怪、傳奇的名作。所以，宋、元白話小說的發展，實以六朝以來的文言小說作為不可或缺的養料。這在具體作品中也可以看到。例如，《陳巡檢梅嶺失妻記》（《清平山堂話本》）就顯然脫胎於唐傳奇《補江總白猿傳》。至於羅燁所說“長攻歷代史書”，則又點明瞭中國古代小說和史書的密切關係。
①《醉翁談錄》所說的《太平廣記》恐已非李昉等所編的原本，而已經過增刪，供“說話人”之用。理由是：一、《醉翁談錄》壬集卷一所載《紅綃密約張生負李氏娘》，敘宋代包拯時事，而云“事見《太平廣記》”。《清平山堂話本》的《五戒禪師私紅蓮記》，敘宋英宗時事，亦云：“雖為翰苑名談，編入《太平廣記》。”此二篇不但為今所見李昉等編《太平廣記》所不載，時代亦不合。故當另有一《太平廣記》。但既襲用舊名，則大部分作品當來自原書。
就現在所知的宋、元話本來說，哪些屬於宋，哪些屬於元，已經很難剖明。以前認為是宋代話本的，今天看來基本靠不住。因當時作為判斷依據的，一是舊籍的記載，一是實物，而其中都有很多問題。
舊籍中記載宋、元話本名目最多的，為羅燁《醉翁談錄》；錢曾《述古堂藏書目》及《也是園書目》也有“宋人詞話”的著錄。《醉翁談錄》在國內原已亡佚，後發現於日本，現藏日本天理圖書館；國內所出排印本即自日本藏本出。此書剛在日本發現時，曾被誤認為南宋本；書中所記及的大批話本名目，也就理所當然地被認為是宋話本了。但後來日本學術界已發現原先的判斷並不確切，是以連收藏此書的天理圖書館所編《中國古版通俗小說集》（《善本寫真集》二十七）介紹此書時也說：“此書一般認為是南宋版，但書中可看到元代人的姓名，且可感到追慕亡宋的筆調，再勘以版式，或系宋末元初刊。”（1966年日本天理大學出版部發行，第1頁）但既有元人姓名，且已在“追慕亡宋”，則非刊於“宋末”可知。至早為元初刊本。說成“或系宋末元初刊”，恐多少有遷就舊說（所謂“南宋版”）之意。又，《醉翁談錄》的《小說開闢》有“說趙正激惱京師”語，而元鍾嗣成《錄鬼簿》捲上記陸顯之說：“汴梁人，有《好兒趙正》話本。”則《醉翁談錄》之作，實當在陸顯之撰《好兒趙正》之後①。所以，我們只能認為《醉翁談錄》所記的這些話本名目出於元代及其以前，但已無從分辨何者為宋、何者為元了。至於《述古堂藏書目》及《也是園書目》著錄的“宋人詞話”，也未必可靠。兩書均著錄的“宋人詞話”共十二種。僅為《述古堂藏書目》著錄的凡五種；這十七種在今天已多數亡佚。其中有五篇見於《清平山堂話本》，即《簡帖和尚》、《西湖三塔記》、《柳耆卿詩酒玩江樓記》、《風月瑞仙亭》及《合同文字記》，實都不早於元代②。
①關於這五篇話本的時代考證，參見章培恆《關於現存的所謂“宋話本”》，載《上海大學學報》1996年第1期。又，本節下文凡涉及話本的時代問題而與通行說法有所不同的，除已註明者外，皆見此文。
②孫楷第先生《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因誤認《醉翁談錄》“乃南宋人書”，進而以為“趙正故事，元與南宋皆有話本”，“陸顯之亦但就舊本改編，非創為之也”。但《醉翁談錄》為“南宋人書”的前提既已不存在，則《好兒趙正》自應為陸顯之的創作。
再說實物。這方面最重要的是《京本通俗小說》。現在所能見到的最早本子是一九二○年繆荃孫刊《煙畫東堂小品》本，共收七篇。繆荃孫在《跋》中說，其底本為影元人寫本。
書中的《馮玉梅團圓》篇說到“我宋建炎年間”，《錯斬崔寧》篇說“我朝元豐年間”，《菩薩蠻》篇說“大宋紹興年間”，《拗相公》篇說“我宋元氣都為熙寧變法所壞”；因而五十年代及其以前的研究者認為這四篇都是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