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話本，連帶認為其他三篇也出於宋代。但到一九六五年，馬幼垣、馬泰來氏發表了《〈京本通俗小說〉各篇的年代及其真偽問題》（載臺灣《清華學報》新5卷1期），指出《京本通俗小說》乃是根據馮夢龍編的《警世通言》和《醒世恆言》而編集的，其《馮玉梅團圓》一篇，即《警世通言》卷十二的《範鰍兒雙鏡重圓》，作品中並含有明人瞿佑所作的“簾卷水西樓”一詞①，該篇明是明朝的作品，所以繆荃孫說《京本通俗小說》是影元人寫本實是無稽之談。何況在繆氏之前，從不見有此書的著錄（繆氏說其底本中有原收藏者錢遵王圖章，但錢氏所著的《也是園書目》、《述古堂藏書目》也未著錄此書）；在繆氏刊印之後，其底本的去向也“未有所聞，全無紀錄”。至於書中所出現的上述“我朝”、“我宋”、“大宋”等字樣，均為《警世通言》及《醒世恆言》所無，是《京本通俗小說》的編集者為了顯示這些作品確為宋人話本而增改的。
①此點最早是已故孫楷第先生髮現的，馬幼垣、馬泰來氏在其論文中已經說明：孫說見於其所撰論文《中國短篇白話小說的發展》。
所以，他們認為這是一部根據《警世通言》和《醒世恆言》而製造的偽書，而作偽者很可能是繆荃孫。在他們發表此文以前，本已有學者對《京本通俗小說》的底本情況發生懷疑，如鄭振鐸及日本的長澤規矩也、吉川幸次郎等；但都不如此文的明確、有力。在它發表之後，不少有影響的學者給予高度肯定，如美國的韓南（patrickHan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