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識清明上巳時，懶能遊冶步芳菲。梨花半落雨初過，杜宇不鳴春自歸。雙冢年深人祭少，孤山日晚客來稀。江南尚有餘寒在，莫倚東風褪絮衣。
戴表元（1244—1310）字帥初，奉化（今屬浙江）人。早年遊學杭州，宋鹹淳間進士，任建康府教授。元軍南下他流離轉徙。大德年間，一度為信州教授。後有朝官推薦他為修撰、博士，力辭不就。有《剡源文集》。
在元初詩人中，戴表元是鼓吹“唐風”、力矯宋詩之弊的有力人物，特別是對理學和科舉制度破壞文學藝術的現象，反覆加以揭露和抨擊。袁桷《戴先生墓誌銘》記載他“力言後宋百五十餘年理學興而文藝絕”，這一點在他留下的許多文章中仍然可以看到。如《方使君詩序》記南宋末都城臨安士人的風氣：“當是時，諸賢高談性命，其次不過馳騖於竿牘俳諧、場屋破碎之文，以隨時悅俗，無有肯以詩為事者。”《張仲實詩序》又言，時人“見有橫眉擁鼻而吟者，輒靳之曰：‘是唐聲也，是不足為吾學也。吾學大出之可以詠歌唐虞，小出之不失為孔氏之徒，而何用是啁啁為哉！’”《元史》中說戴表元於至元、大德間，在東南一帶“以文章大家名重一時”，可見他在當時的影響。
戴表元在南宋破滅後流落顛沛於浙中一帶，他的詩大量記載了殘酷的戰爭給人民帶來的巨大災難，如《夜寒行》、《剡民飢》、《採藤行》、《行婦怨次李編校韻》、《江行雜書》、《南山下行》等等，都是傷時憫亂、悲憂感憤之辭，讀來感人至深。
不過，前人稱他“力變宋季餘習”，乃指他“詩律雅秀”的五、七言近體（《元詩選》）。如《西興馬上》：
去時風雨客匆匆，歸路霜晴水樹紅。一抹淡山天上下，馬蹄新出浪花中。
此詩格調清新，形象鮮明，雖然意思淺，不像宋詩那樣曲折或帶有理趣，但頗有韻致，在當時意味著藝術規範的轉化。
戴表元也以文章著名。他的記、序一類散文，筆調清新流暢，看似和歐陽修等人的風格相近，卻沒有偏愛說理的毛病。如《送張叔夏西遊序》，記詞人張炎少年時代作為貴遊公子的翩翩風姿，和中年漂泊潦倒的境遇，以及酒中高歌、忘懷窮達的神態，文辭簡潔而傳神，流露出親切自然的感情。這一類文章擺脫堂皇的議論而完全立足於人生的真實體驗，應該說是文學的進步。
在元代前期詩人中，影響最大的當屬趙孟�。
趙孟�（1254—1322）字子昂，號松雪道人，湖州（今浙江吳興）人。有《松雪齋集》。他作為宋皇室後裔，十四歲即以父蔭補官。宋亡家居，三十三歲時應徵出仕於元，官至翰林學士承旨，受到蒙古統治者很高的禮遇。但對於趙孟�來說，特殊的家世使他對故國的懷戀難以淡忘，稱臣於新主的恥辱也無法平復，心中總是充滿悔恨和苦悶。只是，一方面從前的貴族地位涵育了他的謹重性格，另一方面，由於他的敏感的身份，無論仕元前還是以後，他的言行舉止都不能不小心翼翼。因此，他無法以頹放的姿態求得自我解脫，也難以直率坦露地抒發情懷，而只能以一種稍稍隔遠的態度，在高古曠逸的情調中尋求精神支撐，這就形成了顧嗣立《元詩選》所言“風流儒雅”的特徵。
對北方詩人來說，這位文化修養深厚的“宋王孫”雖是失敗者，卻代表了更高的文化典範，具有極大的吸引力。《元詩選》引元中葉詩人歐陽玄的話說，元初北方詩歌尚有金人“尚號呼”（即粗獷而不精雅）的餘習，到他的時代就完全改變了。這種改變的契機，顧嗣立指出就是趙氏的北上。
趙孟�的詩以五言古體和七律最為著名。他的五古有漢魏六朝詩的風味。如“徘徊白露下，鬱邑誰能知？”（《詠懷六首》）“顧瞻靡所騁，憂心惄如搗”（《古風十首》）等，令人想起阮籍。顯然在難以明確表達的複雜心緒上，他從阮籍一類詩人身上找到了契合。有時他又效仿陶淵明，透過體驗高潔的人格來獲得心靈的平靜，如《東郊》：
晨興理孤榜，薄言東郊遊。清風吹我衣，入袂寒颼颼。幽花媚時節，弱蔣依寒流。山開碧雲斂，日出白煙收。曠望得所懷，欣然消我憂。中流望城郭，蔥蔥佳氣稠。人生亦已繁，惠養要須周。約身不願餘，尚恐乏所求。且當置勿念，乘化終歸休。
這種詩可以說是“簡淡平和”的，而內在的情感卻並不淡薄。
在推進元詩“復古”的風氣中，趙氏是有力人物之一，但要注意這不是為復古而復古。
趙孟�於近體詩推尊唐人。他的七律一般以清麗委婉見長，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