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他的書法。但也有寫得較為深厚的，如著名的《嶽鄂王墓》：
鄂王墳上草離離，秋日荒涼石獸危。南渡衣冠輕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英難已死嗟何及，天下中分遂不支。莫向西湖歌此曲，水光山色不勝悲。
詩中流動著悲涼纏綿的故國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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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元代中期
詩文到了元代中期，戰爭的創傷漸漸平復，元朝的統治較為穩定，經濟較以前有顯著的恢復和發展。同時，由於儒學得到官方的尊重，科舉得到恢復，社會文化進一步“漢化”，文人的心態也多少趨向平衡了。
在這樣的背景下，在以京師為中心的詩壇，由趙孟�帶來的“風流儒雅”的詩風得到推展而成為主流，而且在趙氏詩中所蘊藏的歷史與個人身世的傷感也不大容易看到了。這時的詩歌幾乎有一種“盛世之音”的味道。其主要作家，就是有“元四家”之稱的虞集、楊載、範梈、揭傒斯。他們在大德、延祐間（1297—1320）先後任職於京城，遂相互唱和切磋，而成為宗師式的人物。
四家的詩仍沿著與宋詩相背的軌跡。如楊載主張“詩當取材於漢魏，而音節則以唐為宗”（《元史》本傳），即表明了他們宗唐復古的取向。在詩藝方面，他們發表了不少見解，對詩的結構的安排、聲律的調節、字句的錘鍊，都加以仔細的探究，鞏固和發展了前期詩歌的成就。
但另一方面，他們在講究詩歌藝術特徵的同時也重視文學與“治道”、“教化”的依存關係，創作中又有一種個性收縮和倫理迴歸的傾向。明人胡應麟評四家，說虞集“典而實”，楊載“整而健”，範梈“刻而峭”，揭傒斯“麗而新”（《詩藪》），指出四家詩風各異；然而從總體上說，他們在藝術上也呈現出明顯的整一性，即講求法度，形式工整，措辭典雅，不追求情感或個性的激烈或縱恣的表現，而崇尚一種合乎正統美學趣味的風格。
對元四家，歷來不乏“為有元一代之極盛”的評價，這其實是從“風流儒雅”這一類正統美學趣味而言的。如果單論詩歌寫作的精緻，他們確實是元代最突出的，但要說由熱烈的抒情而形成的詩中的生氣，則四家的詩比較前期、後期均為遜色。我們只能說它是元詩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環節，而無法給予太高的評價。
虞集（1272—1348）字伯生，號道園，祖籍仁壽（今屬四川），遷崇仁（今屬江西）。早年受家學薰陶，通曉宋儒“性理之學”。大德初至京師，任大都路儒學教授。後歷官至翰林直學士兼國子祭酒、奎章閣侍書學士，曾奉旨修撰《經世大典》。晚年告病回江西。有《道園學古錄）等。
虞集歷數朝皆受優寵，詩文中不乏歌頌朝廷盛德之作，如《金馬圖》所謂“太平疆宇大無外，外戶連城無閉夜”之類。
但同時不少作品仍帶有一種惆悵、哀傷或感慨，實即顯示了歷史遺恨和種族歧視給漢族知識分子帶來的心靈創傷。如《至正改元辛巳寒食日示弟及諸子侄》之二：
江山信美非吾土，飄泊棲遲近百年。山舍墓田同水曲，不堪夢覺聽啼鵑。
虞集作此詩時七十歲，謝病在鄉。這詩表面上是感慨自己的家族離開蜀中故鄉僑居異地多年，欲歸而不能。但虞集的父親原任黃崗尉，在宋亡動亂之際遷來江西，所以“江山信美”二句，雖不能說是對元人懷異心，但說其中包含著在元人統治下的無歸依的失落飄零感，該是不過分的。後面的“山舍墓田”云云，也令人聯想起虞集引為光榮的五世祖虞允文——南宋初主持抗金大戰的名相。這詩的情調是傷感、悲涼，但表達得極委婉。另外，虞集有一位宋亡後隱居不仕的從兄，留下不知是否為其本人所作的兩句遺詩：“我因國破家何在，君為唇亡齒亦寒。”虞集也特地把它補為完整的詩篇，說是為了替從兄“發其幽潛之意”（見《從兄德觀父與集同出榮州府……》）。這裡面同樣包含了個人無法抗衡的歷史的遺憾。
虞集對詩歌主張溫厚平和而不失聲韻光彩之美，他的作品也就是循這一條路數，題材大多較嚴肅，是四家中最為典雅的。但他的詩雖然缺乏洋溢的才情、灑脫的風致，卻也並不古板迂腐，具有重抒情的特點。
虞集是元代文章的名家，後世如黃宗羲曾給予很高的評價。其風格以追蹤歐陽修為主，文辭自然舒展，好談說習見的儒家道理，同時也常常表現追慕隱逸的情趣。但結構既不如歐陽修那麼講究，又缺乏獨特的才情和感受，只是寫得熟練，成就是有限的。
楊載（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