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323）字仲弘，浦城（今屬福建）人，後遷居杭州。先以布衣應召為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後於恢復科舉時，登進士第，官至寧國路總管府推官。有《楊仲弘集》。
楊載在“四家”中多一些浪漫的詩人氣質，《元史》本傳說他“為文有跌宕氣”，他的詩也是如此。《遣興偶作》雲：
“放浪天地間，無今亦無昔。”這樣的句子顯得有些縱恣，但他的“放浪”是很有分寸的，常體現為一種瀟灑，富有雅緻的意趣。如在送別友人時，想象“卻到江南春水漲，拍天波浪泛輕鷗”（《送人二首》）；或者回到久別的家鄉，陶醉於湖光山色之中，“小艇欲行無遠近，不愁歸醉要人扶”（《宿浚儀公湖亭三首》）。他不像虞集等人擺脫不開現實或人事，自述“夜闌每作遊仙夢，月滿瓊田萬鶴飛”（《紀夢二首》）。
《宗陽宮望月分韻得聲字》一詩，明初瞿佑《歸莊詩話》稱楊氏以此得名，其中“大地山河微有影，九天風露寂無聲”一聯，尤為人歎服，也是寫得富於想象力的。這些地方使他能夠避免平淡，但顯得中氣不足，境界不夠開闊；“放浪”僅暗示著個性的某種意向，未得到多少發展。
範梈（1272—1330）字亨父，一字德機，清江（今屬江西）人。出身貧寒，以薦舉為翰林院編修，後任福建閩海道知事。有《範德機詩》。
範梈喜作歌行體，在聲調、結構上頗用心，但總顯得創造力不夠。他的一些絕句頗有情致，如《潯陽》一詩：
露下天高灘月明，行人西指武昌城。扁舟未到心先到，臥聽潯陽譙鼓聲。
此詩寫作者思鄉情切，在歸途中，已心馳神往。但這類詩仍不脫唐人的風調。
揭傒斯（1274—1344）字曼碩，富州（今江西豐城）人。
少時家境貧寒，讀書刻苦。延祐初，以薦舉授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後遷應奉翰林文字、翰林侍講學士。至正初，奉詔修宋、遼、金三史，為總裁官。有《秋宜集》。
四家中，揭氏的思想情感有較接近平民的一面。如《祖生詩》寫孝子祖生千里尋母的感人事蹟，旨在譴責戰亂。《臨川女》寫一個盲女被母兄遺棄，得到善人的救助。“我母本慈愛，我兄亦艱勤。所驅病與貧，遂使移中情”，揭示人性由於貧困和環境的逼迫而異化，寫得很深入。再看他的《漁父》一詩：
夫前撒網如車輪，婦後搖櫓青衣裙。全家託命煙波裡，扁舟為屋鷗為鄰。生男已解安貧賤，生女已得供炊爂。天生網罟作田園，不教衣食看人面。男大還娶漁家女，女大還作漁家婦。朝朝骨肉在眼前，年年生計大江邊。更願官中減徵賦，有錢沽酒供醉眠。雖無餘羨無不足，何用世上千鍾祿。
詩較真切地描繪了漁家的生活，並在最後對這種樸素的生活表示羨慕。大抵這一類詩感情真實但通常不表現得很激烈，敘事、議論簡潔而緊湊，語言風格較樸實，仍符合於“雅”的規範。不過他也有些詩寫得風格不同，如《贈王郎》寫一個少年“狂士”的情狀，流露出豪俠之氣，在四家詩中算是比較特別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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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元代後期
詩文和雜劇、散曲一樣，元代後期詩文創作的中心是在東南沿海城市。重要的作家中，除薩都剌是北方人，楊維楨、高啟、顧瑛、王冕等都是南方人。關於高啟，需要有些說明：習慣上是把高啟列為明代詩人的，對他個人情況的全面介紹，我們也依舊放在明代部分；但實際上他的主要文學活動是在元末，入明後僅六年就被處死，所以在論及元末文學的一般特徵時，高啟作為一個具有代表性的詩人，又不能不涉及。
自元統一以後，東南一帶城市經濟發展迅速，城市規模不斷擴大。如原隸屬於蘇州的崑山、常熟、吳江、嘉定四縣，由於戶口增長，於元貞二年（1296）皆上升為州。至於杭州、蘇州，更是高度繁榮的城市。元代後期詩文作家的生活同城市背景有十分密切的關係，他們大都同商賈、市井藝人有較多交往，喜愛城市的繁華生活，有的自身就是富商（如顧瑛）。他們的文學創作也帶有明顯的城市文化的色彩，如高啟等“北郭十子”，其名稱即帶有城市印記；楊維楨的《續奩集二十詠》及其編輯的《西湖竹枝集》，都是由“市肆”刊行而廣為流播的。
如果說元初關漢卿、王實甫一類文人是被蒙古統治者丟擲了政治軌道，而不得不投身於市井，那麼，元代後期作家的情況則有所不同。科舉的恢復和社會文化的進一步“漢化”，已經給知識階層提供了傳統的從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