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路，但這些作家卻大都不樂仕進，對政治缺乏熱情。他們是自覺地流連於市井生活的繁華和自由，在這裡找到了人生樂趣。在這樣的情況下，他們的處世態度、文學觀念，以及作品的題材與美學形式都出現一些新的特徵，與前、中期明顯不同，標誌著文學的歷史性進步。
這種新的特徵主要表現在世俗性與個體意識的強化。
所謂世俗性，首先是作品中表述的心理層面更接近人性真實，而較少倫理掩飾。作家通常以肯定的態度、生動的筆調描繪世俗享樂，歌詠城市生活之作大都帶有穠麗的色調和歡快的情緒，同時反映商人生活、對之表示好感、讚賞的作品增多，由此也曲折地反映了作者自身的生活追求。
作家對世俗生活的興趣的增長，和人生慾念的坦露，使得傳統詩文的藝術規範不能滿足抒情寫志的要求，而引起審美觀念的變化。一個顯著的特點，是元代後期詩歌在思想情趣和題材、語彙各方面都受到新興的市井文藝——小說、戲劇、散曲的影響。所謂“雅”文學和“俗”文學的界限被打破了。
後期作家在生活中喜歡錶現不同常人的獨特個性，思想上也有獨立思考的傾向。如王冕“著高簷帽，被綠蓑衣，履長齒木屐，擊木劍；或騎黃牛，持《漢書》以讀，人鹹以為狂生”（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楊維楨更被“禮法士”斥為“裂仁義，反名實，濁亂先聖之道”的“文妖”（王彝《文妖》）。值得注意的是，他們喜歡描繪自身的精神形象，如楊維楨的《大人詞》、高啟的《青丘子歌》、顧瑛的《自題像》等，各自不同程度地要求擺脫傳統倫理信條的束縛，發展與表現自己的個性。這種要求當然也反映在他們的其他作品中。
從表面上看，元后期詩歌在理論上仍受復古思潮的籠罩。
楊維楨和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