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可以看出他具有遠為強烈的道德上的義憤；因為《任氏傳》雖也感慨於有些人的道德品質還不如狐，卻沒有這樣地聲色俱厲。所以魯迅說宋傳奇“篇末垂誡，亦如唐人，而增其嚴冷，則宋人積習如是也，於《綠珠傳》最明白”（《中國小說史略》）。
大概由於倫理上的目的太突出，對於傳奇的其他要求就比較放鬆。所以，一方面不重視描寫人物及其內心世界，如於綠珠之死，就只說：“收兵忽至，崇謂綠珠曰：‘我今為爾獲罪。’綠珠泣曰：‘願效死於君前！’於是墮樓而死。”即使當時形勢確是緊張到每人只能說一句話，但寫寫各人的神態、特別是石崇在綠珠死後的反應，總是可以的吧。另一方面也不注重創造性，魯迅說樂史的“綠珠、太真二傳，本薈萃稗史成文，……又參以輿地志語”（同上），是很確切的。如《楊太真外傳》即大段大段地採錄《長恨歌傳》。在寫史傳時，這方法本來常被運用；但用於寫傳奇，未免是以“薈萃”的功夫代替了創作。
所以，北宋初期的志怪和傳奇，較之前代不免有相形見絀之感。
二、北宋中後期的文言小說
自此之後，北宋的志怪有張君房《乘異記》、張師正《括異志》、聶田《祖異志》、秦再思《洛中紀異》、畢仲詢《幕府燕閒錄》等，大抵仍循著徐鉉、吳淑的路子。傳奇則情況較為複雜，約可分為三種型別。第一種型別，深受“士習拘謹”的傳統的束縛。第二種型別，雖仍受“士習拘謹”的影響，但已出現了若干與宋、元“說話”相通的因素。第三種型別則具有較明顯的市井民眾的思想特色。
屬於第一種型別的，有秦醇、錢易、張實諸人的傳奇。
秦醇，字子復，譙郡亳州（今安徽亳縣一帶）人。生平不詳。現存的四篇傳奇均收入劉斧《青瑣高議》。劉斧生活於宋仁宗、神宗、哲宗三朝，秦醇當為北宋前期或中期人。所作傳奇以《趙飛燕別傳》及《譚意歌傳》較受注意。前者寫飛燕、合德姐妹俱得漢成帝寵幸，姐為皇后，妹為昭儀，既而飛燕失寵，昭儀縱恣，殺害成帝其他妃嬪所生之子。成帝死，昭儀也被迫自縊；並以殺成帝子嗣，“罰為巨黿，居北海之陰水穴間，受千歲冰寒之苦”。但核以情理、殺子之事非昭儀所能擅為，就史實來看，也確是成帝與昭儀共同乾的（見《漢書·外戚傳》）；即使成帝對昭儀因愛生畏，殺子出於被動，但若不經成帝同意，此事就不可能出現。今則諉過昭儀一人，讓她獨受巨罰。從中既可看到“為尊者諱”的道德觀，也反映了女人禍水論的傳統思想；死後巨罰的設計，尤可見其嚴冷。唯篇中有“蘭湯灩灩，昭儀坐其中，若三尺寒泉浸明玉”語，甚為明代文人胡應麟等所讚賞（見《少室山房筆叢》）。《譚意歌傳》寫譚意歌流落長沙為，與張正字相愛，婚約甚堅，其後張迫於母命及輿論，竟另娶妻。而兩人分別時意歌已懷孕。意歌雖知被棄，仍養子守節，不另嫁人。三年後，張所娶妻已死，遂與意歌重圓。其子長大後成進士，意歌“終身為命婦，夫妻偕老，子孫繁衍”。魯迅謂此篇“蓋襲蔣防之《霍小玉傳》，而結以‘團圓’者也”（《中國小說史略》）。而若以男性為中心，譚意歌實比霍小玉、崔鶯鶯都可愛得多。她在被棄以後，既不像霍小玉那樣給李益帶來麻煩，又不似鶯鶯那樣嫁給別人，卻仍艱辛自守，男子什麼時候願意跟她重圓都可以。魯迅評其傳奇為“辭意皆蕪劣，惟偶見一二好語，點綴其間”（同上），實非苛論。
錢易，字希白，為五代時吳越王錢鏐後裔，北宋前期人，《宋史》有傳。大中祥符年間“以度支員外郎直集賢院，宰開封”。所作《越娘記》，寫楊舜俞為越娘屍骸遷葬，越娘鬼魂很感謝他，與他同居。但她的這種行為為正道所不容，故最後被一道士以符拘繫，並受答撻。
張實，字子京，生平無考。所作傳奇《流紅記》收入《青瑣高議》，自為北宋人。該篇寫唐僖宗時事：宮女韓夫人題詩於樹葉上，置於御苑水渠中，隨水流出，為儒生於祐所得。祐復題兩句，也書於葉上，置於上流水中，流入御苑，又為韓夫人所得。韓夫人為此更題了一首詩。其後僖宗遣放宮人，韓夫人得以出宮，經人介紹成婚，而其丈夫竟然就是於祐。
此篇內容系綴合前人所寫兩個故事而成。其一，《云溪友議》載：唐宣宗時盧渥於京師御溝拾得一紅葉，上有題詩，其後竟與題詩的宮人成婚。其二，《本事詩·情感第一》載：顧況曾拾得皇宮中流出的大梧葉，上題一絕句；顧況於次日也題詩於葉上，置於流入皇宮的水中；其後又有人拾得宮中流出題有詩句的梧葉，系答顧況詩而作。《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