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記》綴合此二者，稍加渲染，而使人物的思想感情儘量符合當時道德規範。如顧況和盧渥所得宮人之詩，分別為：
一入深宮裡，年年不見春。聊題一片葉，寄與有情人。
流水何太急，深宮盡日閒。殷勤隨紅葉，好去到人間。
前一首的一、二兩句，頗有怨怒之意，後兩句顯含對於愛情的企求，這都不是安分的宮女所當為。後一首則僅有很淡的哀怨，合乎“哀而不傷，怨而不怒”之旨。《流紅記》中韓夫人題於葉上的第一首詩即用後者。顧況所題之詩，為“花落深宮鶯亦悲，上陽宮女斷腸時。帝城不禁東流水，葉上題詩欲寄誰？”把深宮的情景、宮女的處境都寫得相當悲慘，並對宮女表現出衷心的同情；這對於本就心懷不滿的宮女只能起到火上加油的作用，自為重視禮教的宋儒所不取。所以《流紅記》中於祐題葉的詩只有兩句：“曾聞葉上題紅怨，葉上題詩寄阿誰？”把顧況詩中的強烈感情都清除了。《本事詩》中宮女第二次所題的詩是：“一葉題詩出禁城，誰人酬和獨含情。
自嗟不及波中葉，盪漾乘春取次行。”一方面流露出欲與題詩人相見的渴望，一方面進一步顯示出宮女的可悲可憐，連落葉都不如。這樣的大膽，同樣不是迂拘的宋儒所敢想象，因而《流紅記》中韓夫人的第二首詩與此完全不同：“獨步天溝岸，臨流得葉時。此情誰會得，腸斷一聯詩。”雖然用了“腸斷”這樣的詞，但卻毫無激烈、越軌的感情。
總之，此一型別的作品由於不敢稍逾禮教的規範，感情貧乏，不可能出現對於人物內心世界的生動、精采的描寫，僅在涉及某些外在形貌時偶有摹畫，如上述“蘭湯灩灩”之類。
屬於第二種型別的，有《大業拾遺記》、《隋煬帝海山記》、《煬帝開河記》、《隋煬帝迷樓記》。均寫隋煬帝故事，作者無考。大抵《大業拾遺記》出現最早①。
這幾篇值得注意的地方，首先在於對人物感情的描寫。隋煬帝當然是荒淫奢侈的亡國之君，有許多罪惡，但作品不是力圖把他寫得像個反常的惡魔，反而寫了他的多愁善感，——為生命的易於流逝而悲傷。《開河記》裡，他看到了“殿壁上有《廣陵圖》”，就“思舊遊之處”，“瞠目視之，移時不能舉步”，“聖容慘然”。在《大業拾遺記》裡，他回憶起以前與蕭妃的濃烈感情和為蕭妃所作的詩，當蕭妃重念舊詩時，“帝聽之諮嗟，雲：‘日月遄逝，今來已是幾年事矣。’”然而，這種對於生命易逝的細緻的感受，在他身上所激起的卻是瘋狂的享樂慾望。蕭妃提醒他，國家的形勢不大好，要他留意。
他卻說：“人生能幾何？縱有他變，儂終不失作長城公。汝無言外事也。”（《大業拾遺記》）正因“人生幾何”，他就要盡情享樂，連皇帝地位能否保住也不放在心上了。因此，即使是好意的提醒，也因影響了他的及時行樂的心境而為他所厭惡。他還公開宣稱：“人主享太平之富，亦欲極當年之樂，自快其意。”（《迷樓記》）所謂“極當年之樂”，就正是“人生幾何”的必然引申。於是窮奢極欲，給人民製造了無窮的災禍；臣子有敢於勸阻的，一律“賜死”，弄得“臣下相顧，箝結自全”（《海山記》）。然而，這樣地倒行逆施，他的內心真的很快樂麼？卻又未必。
①此四篇有人以為是唐傳奇，似不確。關於其時代的具體考證，見章培恆《關於〈大業拾遺記〉等傳奇的時代》，載《賈植芳教授八十華誕紀念文集》，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5年3月版。
大業九年，帝將再幸江都。有迷樓宮人抗聲夜歌雲：
“河南楊柳謝，河北李花榮。楊花飛去落何處？李花結果自然成。”帝聞其歌，披衣起聽，召宮女問之曰：“敦使汝歌也？汝自為之耶？”宮女曰：“臣有弟在民間，因得此歌，曰：道途兒童多唱此歌。”帝默然久之，曰：“天啟之也！天啟之也！”帝因索酒，自歌曰：“宮木陰濃燕子飛，興衰自古漫成悲。他日迷樓更好景，宮中吐豔戀紅輝。”歌竟，不勝其悲。近臣奏：“無故而悲，又歌，臣皆不曉。”帝曰：“休問，他日自知也。”（《迷樓記》）
這是寫隋煬帝的內心痛苦很深切的一段。根據古代的迷信觀念，“道途兒童”所唱的這種歌，是顯示天意的“謠議”，意味著隋朝皇帝楊氏（“楊柳”）當滅，另一個家族李氏（“李花”）要取而代之，而當時的現實形勢也使他明白自己就要完了。他的歌本想自我安慰，意謂有興必有衰，用不到為此而悲傷，現在雖已是燕子歸去的秋天，但等下個春天來時，迷樓會更加美麗。但這又怎能真的起到安慰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