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現出對程朱理學的有力抨擊。龔自珍早年受戴震、段玉裁很大的影響，他的思想的形成與此有密切的關係。只是考據學的理性精神沒有得到有力的發揚，它對社會生活的積極影響實在很有限。
談到明清之際社會思潮的變化，有一點尤其值得注意，即對一些著名的反清人士，必須把民族矛盾的問題同他們的思想主張的歷史價值區別對待。回顧晚明時代，由於個性主義思潮沒有強大到足以引起社會變革，在封建統治力量的壓迫下，許多人走向疏離正統、疏離政治、追求自我賞適的道路。
這種消極的個性主義具有破壞性而缺乏建設性。因此，到了明末社會崩潰之際，許多人所想到的不是推進社會變革，而是恢復由舊道德所保障的社會秩序。尤其面臨尖銳的民族衝突之際，舊道德傳統更被一些人看作是固結人心、挽救危亡的唯一力量。顧炎武就是一個顯著的代表。他的民族氣節和學術研究方法固然有可以肯定的理由，但他的基本思想主張，是維護程朱，對明中期以後自王陽明至李卓吾的反傳統精神一概排斥，痛斥為與魏晉玄學一樣是亡國的肇端，“罪深於桀紂”（《日知錄·朱子晚年定論》），力圖在經學的傳統上重建社會思想的主導方向，這無疑是倒退的努力。相應的，在文學方面他也力持儒家的功利主義，主張“凡文之不關六經之指、當世之務者，一切不為”，贊同“一命為文人，無足觀矣”的說法（《與人書》），與向來的道統文學觀實無根本區別。所以，離開清初民族矛盾的因素來看，顧氏的主張大多與清朝統治者所提倡的相合。
從晚明到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