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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晚明到清中期，歷史的變化極其複雜。不僅有朝代更迭的動盪，還交雜了激烈的民族矛盾，同時又有封建正統文化與異端傾向的衝突。這些矛盾相互交錯，使文化人面臨著難以應付的人生困境和艱難的選擇。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清朝統治下，整個社會經濟形態向現代方向的進展雖然緩慢卻並未停止，歷史行程中所積蘊的變革力量也沒有消失；而經過晚明思潮的衝擊，傳統規範的價值已受到深刻的懷疑，儘管清王朝統治者竭力提倡，它也不可能恢復原有的權威。這種時代的特點，在清前期與中期的文學中充分反映出來。
清前期到中期約二百年間的文學，既沒有出現明代前期那種明顯的低落，也似乎看不出很明顯的高潮。這大抵是因為明代文學已有的進步已不可能被根除，它仍然在影響作家的創作；而同時，正統思想的力量也始終相當強大，沒有遭到晚明時代那樣的猛烈衝擊。但這並不是說從前期到中期的文學沒有發展變化。仔細分析便可以看到，在明末已經受到一定挫折的文學中的個性解放精神，在清前期文學中繼續呈現退化狀態，但這種退化並不是消失，而是艱難曲折地延續著。到了清代中期，雖然沒有出現聲勢壯大的文學高潮，但由於明清更迭的歷史動盪完全消失，民族矛盾亦已淡化，個性發展與社會壓抑的衝突重新成為首要的矛盾，個性解放的要求又有了頑強抬頭的表現。如果以小說《儒林外史》、《紅樓夢》以及袁枚的詩歌理論為代表，可以看到乾隆時期的文學較之康熙時期確有重要的發展，就小說而言，其成就已超過晚明。到龔自珍出現，那種竭力掙脫封建專制壓迫，希望個性獲得自由發展的呼聲，更為大膽而宏亮。
下面，我們按不同文學型別對清前期至中期文學的發展變化作一簡單的概述，同時介紹各體文學的大致情況。
在明末清初詩壇上，錢謙益是影響最大的詩人。他的詩歌主張是在重“性情”的同時也重“學問”，具有向宋詩回覆的意味。但清前期成就最高的詩人，應推吳偉業和王士禛。他們都不贊同錢謙益大肆排擊前後七子的態度，其詩歌創作的取向，可以說是公安、七子兩派的融合，這實際是晚明時袁中道等人就有的一種想法，只是到他們的創作中才有較好的成績。吳偉業、王士禛的詩，一方面注重真實情感的抒發，關懷個人在社會中的命運，具有較強的自我意識，但卻不像公安派那樣表現得尖銳而淺露；他們都講究詩歌的藝術性，講究聲調韻律的美感，卻又不像七子派那樣生硬模擬而造成抒情的阻隔。比較晚明尤其是公安派的詩，吳、王的作品思想的鋒芒、情感的衝擊力是有所削弱的，但藝術的魅力則有所加強。
到了乾隆時代，沈德潛倡導以“溫柔敦厚”為準則的“格調說”，翁方綱倡導重學問、重義理的“肌理說”，從表面上看，一偏於宗唐，一偏於宗宋，其實在束縛個性、提倡儒雅上並無根本區別。而與之相反的主張，則是袁枚所倡導的“性靈說”。袁枚的思想很多地方接受了晚明思潮的影響，有些直接來自於李贄。如他對理學家的矯情與做作十分厭惡，對這些人以“道統”自居常加以諷刺挖苦。在《清說》一文中，他提出“好貨好色，人之慾也”，“聖人”的職責就在於使這種人欲得到應有的滿足。袁枚的詩歌主張大體就是公安派理論的重興，其核心也是強調真性情的自然流露，重視輕靈活潑的趣味。另外，趙翼、黃景仁也是當時很有個性的詩人，在重視詩中有“我”、重視詩歌藝術的獨創性方面，他們與袁枚是一致的。到了嘉慶、道光時期，終於出現了傑出思想家兼優秀詩人龔自珍。過去有些文學史把龔自珍劃在“近代”也就是本書所說的清代後期，這是不合理的。龔自珍死於一八四一年，他的創作與鴉片戰爭爆發後的歷史劇變關係並不大。
他昌言“眾人之宰，非道非極，自名曰我”（《壬癸之際胎觀第一》），表現出強烈的自我意識，他的詩歌以一種高傲和尖銳的個性精神抗擊社會的沉悶與壓抑，乃是中國社會本身所積蘊的變革力量的產物，也是元明以來的進步文化向現代方向發展的必然結果。
詞在元明一度衰落，到了清代出現復興的勢頭。這和清代文人普遍愛好雅緻的趣味有關，也和他們在壓抑的環境中需要一種委婉曲折的抒情形式有關。從清前期到中期，以詞名世的文人很多，影響較大的，有陳維崧，納蘭性德，以及“浙西詞派”的盟主朱彝尊、厲鶚，和“常州詞派”的盟主張惠言、賙濟等。除陳維崧外，他們的詞一般格局不大，但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