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3部分(1 / 4)

小說:中國文學史 作者:世紀史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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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顯祖的文學思想首先是主情,他所說的“情”又首先是包括性愛之慾在內的人生欲求。在嚴格的封建禮教中,婚姻固不可以男女相慕的感情為先,但在一般的社會觀念上,對這種“情”多少有所容忍。至於在“情”之後更深一層的性愛之“欲”,特別是女性的欲,連提起來都是“淫鄙無恥”的。

而湯顯祖卻第一次在戲劇中以明白和肯定態度指明:“欲”才是“情”的基礎,它是美好的、應該得到合理滿足的生命衝動,並以傑出的藝術創造表現了它的美好動人。這種描繪對於封建禮教的衝擊,它所包含的人性解放精神,無疑要比一般地歌頌愛情來得強烈。

在介紹《西廂記》時,我們指出作者只是自然地描寫崔、張那種非禮的愛情,而並不有意強調他們的行為與社會意識形態的衝突(這方面比《西廂記諸宮調》還有所減少);成為崔、張愛情最大阻礙的老夫人賴婚之舉,主要也是出於勢利的考慮。在《牡丹亭》中,作者則有很明確的反抗壓抑人性的封建社會意識的出發點。從表面上看,劇中似乎並不存在與杜麗娘、柳夢梅相對立的反面人物,杜麗娘的夢中之愛乃至死而復生與柳夢梅結合,都不曾遇到父母的反對與干涉(杜寶對他們的婚姻事實的反對,出現在全劇將要結束時)。然而,作品又確確實實寫出了封建意識作為一種社會勢力對杜麗娘的壓制,使人感受到她在一張看不見的羅網中苦苦掙扎。

作為官宦人家獨生女兒的杜麗娘,生活在與外界完全隔絕的朱門深宅之中。她的父母極其疼愛她,而疼愛的方式是竭力把她塑造成一個絕對符合於禮教規範的淑女。甚至連她在繡房中因無聊而晝眠,父親也要把她叫出來教訓一通;她去了一趟花園,衣裙上繡了一對花、一雙鳥,母親也要驚惶失措,唯恐她惹動情思。杜寶夫婦絕不是“壞人”,他們一個是國家棟梁,為官清廉正直,一個是典型的賢妻良母。作為封建社會中常規道路上的成功者,他們以自己的“愛”給予女兒以最大的壓迫。除父母之外,杜麗娘唯一可以接觸的男性是她的老師陳最良。他“自幼習儒”,考白了頭髮還只是一個秀才,窮酸潦倒;更可憐的是除了幾句經書,他就不知道人生是什麼。陳最良也不是什麼“壞人”,但他作為封建社會常規道路上的失敗者,也只是拿社會教導他的東西教導杜麗娘,這同樣給杜麗娘以深重的壓迫。作者如此描繪杜麗娘的生活環境、周圍人物,深刻地揭示了她所面臨的對手不是某些單個人物,而是由這些人物所代表著的整個正統意識和正統社會勢力。

她所作的只是徒然的抗爭,她的現實的結局只能是含恨而死。

以杜麗娘的死作為全劇的悲劇結局,未始沒有深刻的批判性,但湯顯祖的創作目的不止於此。在寫出壓制力量之強大的同時,他還要寫出反抗力量之強大,從而使生命的自由意志與陳腐的社會規制間的衝突達到尖銳的程度,以此賦予劇作以一種力度。這種強烈的反抗在現實中是缺乏可能性的,因此他託之於幻想,託之於浪漫的虛構。劇中寫杜麗娘“慕色而亡”,死猶不甘,幽魂飄蕩,終得復生,與柳夢梅結成完美婚姻。這本是荒誕的虛構,但湯顯祖卻於《題辭》中說: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與死,死而不可復生者,皆非情之至也。”這表明,作者所追求的並非情節的離奇,而是要透過離奇的情節來表現人們追求自由與幸福的意志無論如何也不能被徹底抹殺,它終究要得到一種實現。文學的本質功能之一,是作為人們創造自身生活的方式提出生活的方向,在這一點上,《牡丹亭》的效果是極其強烈的。它在當時社會中引起轟動,尤其在一些青年婦女中引起激烈的反響,正是基於此。當故事回到俗世,作者又無法找到現實的方式完成杜麗娘的人生理想,不得不借用皇帝下旨完婚的俗套。

應該說明,作者創作此劇時雖有理性思考,卻並不是以脫離生活的觀念來歪曲生活,而是以對生活的深刻認識來從事創作,因此,他的創作是富於藝術性的,他所塑造的人物是富於真實感的。劇中杜麗娘日常的行為舉止,絲毫不違揹她作為名門閨秀的身份,她去遊玩空寂無人的花園,還想到“步香閨怎便把全身現”,這是現實環境造成的她的性格的一面;但在另一面,當杜麗娘獨處深思時,卻不由自主地發出對“才子佳人”“密約偷期”的傾慕;在更深的一層,當完全擺脫現實束縛進入夢境時,她的潛在慾望便充分地活躍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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