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海事業的發展，一個完整的世界觀念正在形成，歐洲的商船與傳教士開始叩擊古老中國的大門。在中國的土地上，同樣一度孕育著深刻的變異。許多學者認為，元末已相當繁榮的東南沿海城市的手工業和商業經濟，在經歷明初的衰退以後，到明中期與後期，重新得到恢復和進一步的發展，並已出現資本主義的萌芽。與此相應的，在思想文化領域也出現了深刻的變化。以李贄對傳統思想學說的尖銳批判為代表，個性解放的思潮曾興盛一時。它與魏晉時代個性解放的思潮有本質的不同：它是與工商業經濟和城市文化相聯絡的，是具有平民性的；它鮮明地肯定了人的自然慾望和物質追求。這些特點，和歐洲文藝復興運動有極其相似的地方。然而可惜的是，這一歷史程序在中國顯得極其艱難。建立在廣大的農業經濟基礎上的封建政治體制對於歷史挑戰的反應，是空前地加強專制，加強以奴化人性為目的的思想統治。歷史程序的滯塞，使中國從此落後於世界的發展，而開始陷入長期的困境。這一種複雜的背景，也造成了明代文學的複雜性。
對歷史的敏感早在朱元璋身上就表現出來。明初在恢復漢文化傳統名義下進行的革除元代舊政的努力，不僅僅反映著民族意識，更重要的一點，是針對著元代由於政治制度的鬆懈和思想統治的鬆懈所帶來的廣泛的社會變化。朱元璋這位具有雄才大略而果毅殘暴的開國皇帝，以強烈的手段建立了空前的獨裁統治。在中央政權，他先後製造左丞相胡惟庸和大將藍玉“謀反”案，連坐誅殺數萬人，幾乎殺盡了開國功臣，又藉機廢除秦漢以來實行了上千年的丞相制度，集軍政大權於一身。在社會經濟方面，他在鼓勵墾荒、扶植農業的同時，對最富於活力的東南沿海地區加以殘酷打擊，以削弱這一地區的力量，剷除對王朝統治可能構成威脅的基礎。大批地方富豪或被抄沒家產，或被迫遷徙，使這一地區的工商業遭到嚴重挫折。他還明令“片板不許下海”，用軍隊封鎖海上交通，禁止民間的對外貿易，以貫徹“重農抑末”的政策。
在思想文化方面，他實行了嚴厲的控制。程朱理學繼續被尊奉為官方學說，這一學派的儒家經典注本被當作士子日常的功課和科舉考試的依據。而在科舉中，自明初至成化年間逐漸形成固定程式、規定字數、要求只能“代古人語氣為之”（《明史·選舉志》）而絕不許自由發揮的八股文，更強化了對文人思想的禁錮。與此相配合的，是殘酷的高壓手段。在中國的文化傳統中，士向來有“隱”的權利，而朱元璋欽定的《大誥》卻規定，“寰中士夫不為君用”者，“罪至抄劄”——
抄沒家產並誅殺（《明史·刑法志》），從而徹底取消了士大夫與政權遊離的選擇。高啟等一大批著名文人就是因為不願與政權合作而被殺的。同時，朱元璋還製造了許多起看來是莫名其妙的文字獄。如浙江府學教授林元亮、北平府學訓導趙伯寧、福州府學訓導林伯璟、桂林府學訓導蔣質，都因他們執筆的表章中有歌頌皇帝為天下“作則”一類字樣，被認為“則”是影射“賊”，統統處死。然而這種荒誕的行為實有其深刻的用意：唯有這種不需要任何理由、無從辯解的殺戮，才徹底顯示出皇權的絕對性，而造成巨大的威懾。如果說，宋代的文化專制已相當發展，那麼至少士大夫的人格在表面上還是得到了尊重，所以他們能夠以“氣節”自勵，維持士以求“道”為最終人生目標的理想品格。而明朝自其立國之初，就從根本上塑造文人的奴性品格。
明成祖自“靖難之役”中奪得政權，遷都北京，繼續推行由太祖確立的治國方針。永樂年間鄭和受遣七下“西洋”，遠抵波斯灣的霍木茲，確是世界航海史上的一次壯舉，而且先於哥倫布、麥哲倫航海許多年。但是，撇開成祖的主要目的是否為搜尋失蹤了的建文帝不論，這一次航海也帶有過於強烈的“宣示國威”的用意，它在開闢海上交通、發展國際貿易方面的應有的價值受到了限制，這樣的遠航也因此未能繼續下去。農業經濟的自足性和封建統治者的保守心理使中國在歷史機緣的大門前停止了腳步。
我們大致地把從明初到成化末年（1368—1487）的一百多年界定為明代文學的前期。可以看到，這是文學史上一段相當漫長的衰微冷落的時期。元代末年所形成的自由活躍的文學風氣，在明初以殘酷的政治手段所保障的嚴厲的思想統治下戛然而止。洪武七年被腰斬的高啟，唱出了由元入明的文人們內心中的無窮悲涼。而同樣的是由元入明的宋濂，則因積極參與新朝文化規制的設計而成為“開國文臣之首”（《明史》本傳）。他一方面對楊維楨保留著若干好評，似對元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