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厥數端，有如天定神授，畢生畢世不可轉移，宛如在胎而生知，離母而故解者，可勝笑哉，可勝嘆哉！”比祝允明晚數十年的徐渭，也是以“狂傲”著稱的人物。他的思想雖受王守仁學說的啟迪和影響，卻已超出王學的範圍。他把朱熹比之為酷吏，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級觀念看作是儒學中粗淺的東西；他一反歷來關於“聖人”的觀念，提出：“自君四海、主億兆，瑣至治一曲之藝，凡利人者，皆聖人也。”（《論中》）既否定了“聖人”固有的神聖性，又提出為社會創造物質利益的重要。這些地方反映出明代社會思想的歷史性進步。
我們大致把從弘治到隆慶（1488—1572）的近百年劃為明代文學的中期。這是明代文學從前期的衰落狀態中恢復生機、逐漸走向高潮的時期。這種轉變，一方面與文網的鬆弛有關（洪武朝被殺的高啟和永樂朝被殺的方孝孺的遺著，在弘治、正德年間相繼刊行，可說明這一點），而更重要的是前面所說的社會經濟形態的變化以及與之相應的思想意識形態的變化所致。但這一時期傳統勢力仍然是很強大的存在，因而文學的進展顯得相當艱難。
中期文學的復甦，首先表現於兩個文學集團：“吳中四才子”和“前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