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艱難。
中期文學的復甦，首先表現於兩個文學集團：“吳中四才子”和“前七子”。由祝允明、唐寅為首的吳中四才子，其成員政治地位都不高，影響範圍較小，是一個地域性的文學集團。但他們的文學創作，處於蘇州這一城市經濟特別繁盛的環境，與市民階層的思想文化息息相通，具有很多新鮮的內涵，所以是很值得重視的。以李夢陽、何景明為首的前七子，大多科第得志，政治地位較高，活動的中心又是在京師，因而其影響遍佈於全國。尤其是李夢陽，他在明代文學中的扭轉風氣之功，為後來的文人所一致稱賞。
在文學觀方面，李夢陽、祝允明等人都提出“復古”的口號，其意義與元人提倡“復古”相近，主要是為了切斷與宋代文學的聯絡，進而切斷與宋代文化主流的聯絡。毫無疑問，他們對宋代文學及宋代文化的評價存在偏激之處，但需要注意到，在“宋人曰是，今人亦曰是；宋人曰非，今人亦曰非，（楊慎《文字之衰》）的迂腐卑弱的思想文化風氣中，這種偏激也是現實的需要。而且，對於當時人來說，抨擊宋代文化，實際也就是反對作為官方統治思想的程朱理學，而只有擺脫官方政治的束縛，文學才有可能恢復它的生機。
以前七子為主要代表的文學“復古”運動，給明初以來的道統文學觀和虛偽空洞的“臺閣體”以沉重的打擊，使文學向著表達真情實感的方向跨進了重要的一步。在這過程中，他們對於文學的一些根本問題提出了具有新穎意義的看法。
如李夢陽力倡“今真詩乃在民間”（《詩集自序》），將《西廂記》與《離騷》相提並論（見徐渭《曲序》），在當時實有震聾發聵之力。但由於他們過分拘泥於“古法”，也在創作中留下了模擬的痕跡。
當前七子和吳中四子所掀起的第一個文學高潮過去之後，在嘉靖、隆慶時期，出現了以唐順之、王慎中為首的“唐宋派”與以李攀龍、王世貞為首的“後七子”之間的對峙。
所謂“唐宋派”，主要是以強調唐、宋古文和宋詩中所體現的尊道精神，來反對前七子的“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口號所造成的文學與道統的疏隔。他們儘管能夠指出文學復古運動的某些弊病，但其努力的方向，是文與道的重新合一，因此對於文學的發展具有更大的危害。就當時文壇的情況來看，唐宋派的努力並無多大實效，但他們卻代表著相當強大的傳統勢力。以反撥唐宋派為主要鵠的的後七子，仍以文學復古為理論旗幟，在拒斥“宋學”侵蝕文學的過程中，他們比前七子更強調文學形式——格、調、法的重要性。這一方面繼續推進了文學的獨立發展，另一方面也放鬆了對人性和文學本質的深入思考。他們的文學活動中，宗派立場、門戶之見，以及在藝術形式上的模擬傾向，表現得更為特出。當時代思潮進一步朝有利於個性自由的方向演變時，後七子的理論和創作更顯得落後於時代。因而，在嘉靖後期，徐渭從與“唐宋派”完全不同的另一個立場上對後七子提出嚴厲的批判，要求拋棄“復古”的理論旗幟，這就揭開了晚明文學的序幕。
明代中期文學的另一個重要特徵，是俗文學的興盛和雅、俗傳統的混融。這一時期，順應著市民階層文藝需求的增長，出版印刷業出現空前的繁榮。《水滸傳》和《三國志通俗演義》等小說在嘉靖時期開始廣泛地刊刻流傳，戲曲作家也陸續增多。就主要從事詩文的作家而言，也普遍重視通俗文學，並從中得到啟發。李夢陽倡論“真詩在民間”，已表達了對文人文學傳統的失望和另尋出路的意向；唐寅在科舉失敗以後的詩歌創作，在很大程度上擺脫了典雅規範而力求“俗趣”。
在陳繼儒的《藏說小萃序》中，可以看到吳中文士文徵明、沈周、都穆、祝允明等人喜愛收藏、傳寫“稗官小說”的生動記載。而《水滸傳》刻行之後，受到文人極高的推崇，李開先、陳束乃至“唐宋派”的王慎中、唐順之——在兩人從事文學的早期——都認為“《史記》而下，便是此書”（李開先《詞謔》）。徐渭的晚年，更是把主要精力轉移到戲曲的創作、評析、傳授上來。另外應該注意的是，小說《西遊記》也是完成於明代中期。
和元代文人大多因為社會環境和個人遭遇的變化而投入俗文學領域不同，明代文人對於俗文學的重視和喜愛，更多地帶有一種自覺的意識，即認為在俗文學傳統和俗文學形式中，人效能夠得到更為充分的表現。這也是晚明時代雅俗文學進一步混融的主要原因。
明代社會的一些基本矛盾在嘉靖年代已經表現得很突出，到了萬曆以後，即明代後期，演變得更為激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