擺脫官方政治的束縛，重新走上正常的發展軌道。
明代前期的文學，無論宋、王的“文道合一”論還是“臺閣體”，都以程朱理學作為思想基礎。明中期文學的進步，首先是對此進行有力反撥，以要求文學的獨立性。祝允明指斥宋濂的《文原》“腐頰爛吻，觸目可憎”（《祝子罪知錄》），態度十分鮮明。針對前期文學以宋人為典範的立場，中期作家在反對宋代理學的同時，亦對宋代文學提出強烈的否定。所謂“詩死於宋”（祝允明（《祝子罪知錄》），“宋無詩”（李夢陽《缶音序》），“宋儒興而古之文廢”（李夢陽《論學》），這些帶有偏激的言論，都是由特定的時代心態所決定的。他們提倡“復古”、標榜“古文辭”的理論，首先也要放在這一前提下來看待。
“古文辭”又是與科舉“時文”相對立的概念。如文徵明在《上守谿先生書》中，清楚地表示了他不願“日惟章句是循，程式之文是習”，鄙視藉以獵取功名利祿的科場之文，而“時時竊為古文詞”，“欲追古人及之”，縱使被世人譏笑為“迂”為“狂”，也“排群議為之不顧”。顯然，提倡“古文辭”意味著透過接續古代文學傳統的軌道，尋回被僵死的八股文章所破壞了的生活情趣和豐富的精神活動。
既否定文學是“載道”或“政教”的工具，那麼就必須對文學的性質重新作出界說；而把文學作為人的內在需求，便成為明中期許多作家的出發點。李夢陽《詩集自序》中說：
“夫詩者，天地自然之音也。今途咢而巷謳，勞呻而康吟，一唱而群和者，其真也，斯謂之風也。”他在這裡強調詩是情感的自然流露。祝允明在《祝子罪知錄》中也說：“文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