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性舒張的要求在社會環境中得不到滿足，個人與社會的正面對抗又足以導致危險，這使晚明文人把精神轉託于山水與日常生活的情趣，因而在小品中產生大量的也是占主導地位的自我賞適、流連光景之作。袁宏道《西湖》一文中寫道：“山色如娥，花光如頰，溫風如酒，波紋如綾，才一舉頭，已不覺目酣神醉。此時欲下一語描寫不得，大約如東阿王夢中初遇洛神時也。”這是把西湖當作女郎來依偎了。
袁中道的散文足以與中郎相敵，或雄快，或尖新，或簡潔，或閒淡，大抵性情流露，能打動人心。其《壽大姊五十序》屬於比較正規的文字，但在排斥慣常套語、直抒胸臆的特點上，與小品是相通的。前半述兒時光景，因早失母，姐弟相憐，十分感人：
龔氏舅攜姊入城鞠養，予已四歲餘，入喻家莊蒙學。
窗隙中，見舅抱姊馬上，從孫崗來，風飄飄吹練袖。過館前，呼中郎與予別。姊於馬上泣，謂予兩人曰：“我去，弟好讀書！”兩人皆拭淚，畏蒙師不敢哭。已去，中郎復攜予走至後山松林中，望人馬之塵自蕭崗滅，然後歸，半日不能出聲。
袁中道有《遊居柿錄》，是關於日常見聞的札記隨筆，本世紀三十年代曾以《袁小修日記》之名印行。此書因是不經意之作，尤其顯得散淡灑脫，全無“文章”的格式腔調，在古代散文中頗為少見。擇其較短的一則如下：
夜，雪大作，時欲登舟至沙市，竟為雨雪阻。然萬竹中雪子敲憂，錚錚有聲；暗窗紅火，任意看數卷書，亦復有少趣。自嘆每有欲往，輒復不遂，然流行坎止，任之而已。魯直所謂“無處不可寄一夢”也。
竟陵派的散文一反公安派的清麗舒展，在文章的立意和組織上特別費心，不過各人的情況略有不同。鍾惺較擅長議論，常有新穎之說，其文字陸雲龍稱為“工苦之後，還於自然”（《鍾伯敬先生小品序》），注重轉折之致，但不怎麼生澀。
譚元春的文章喜歡故意寫得屈奧不平順，又喜描摹蕭寒景象，與他的詩相近。屬於這一派的劉侗著有《帝京景物略》（與於奕正合編），專記北京名勝風俗，文辭尖新，句式怪特。大致竟陵派的文章讀起來多數比較拗口，也是所謂“深幽孤峭”。
但在追求語言的特殊表現方面，他們給人們提供了有益的借鑑。
王思任（1574—1646）也是一位具有特異語言風格的小品作家。他字季重，號謔庵，山陰（今浙江紹興）人。萬曆進士，著有《王季重十種》。張岱《王謔庵先生傳》謂其“聰明絕世，出言靈巧，與入諧謔，矢口放言，略無忌憚”。但事關重大，他又是一個不肯隨便的人。馬士英奔逃至浙，他作書斥罵，稱“越乃報仇雪恥之國，非藏汙納垢之地也”（《讓馬瑤草》）；清兵破紹興，他絕食而死。
王思任在《世說新語序》中稱其書：“本一俗語，經之即文；本一淺語，經之即蓄；本一嫩語，經之即辣，蓋其牙室利靈，筆顛老秀。”這也可以視為對自己文章的追求。他的散文用語尖新拗峭，與竟陵派有相似處，然意態跳躍，想象豐富機智，常出人意表，並富於詼諧之趣，又常在瑰麗之辭中雜以俗語、口語，是明顯的不同。如《遊廬山記》中“又不知何嶺下看百丈，有八九十峰，皆肥籜參起白雲底。鳥語細碎，忽數群白鷺跳來，逾時，是泉也”；《小洋》中“山俱老瓜皮色。又有七八片碎剪鵝毛霞，俱黃金錦荔，堆出兩朵雲，居然晶透葡萄紫也”，均極見靈秀之氣。下錄《天姥》：
從南明入臺，山如剝筍根，又如旋螺頂，漸深遂漸上。過桃墅，溪鳴樹舞，白雲綠坳，略有人間。飯班竹嶺，酒家胡當壚豔甚。桃花流水，胡麻正香，不意老山之中，有此嫩婦。過會墅，入太平庵看竹，俱汲桶大，碧骨雨寒，而毛葉離屣，不啻雲鳳之尾。使吾家林得百十本，逃幘去褌其下，自不來俗物敗人意也。行十里，望見天姥峰，大丹鬱起。至則野佛無家，化為廢地，荒煙迷草，斷碣難捫。農僧見人輒縮，不識李太白為何物，安可在痴人面前說夢乎！……
說山水極為靈動。又像“老山”“嫩婦”之喻，對映成趣，表現出作者詼諧的性格。
晚明時期出現了各種笑話一類的書籍，這固然主要是為了提供消遣，卻也透過嘲弄固執、迂腐的人生態度和虛假的價值觀念，滿足了人們從矛盾和無望的世界中得到一時快慰、一時解脫的願望。通俗文學家馮夢龍（生平見後）編有《古今談概》、《笑府》，《笑府序》對世界和人生作出一種荒誕化的解釋，也是一篇傑出的小品：
古今來莫非話也，話莫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