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也主張向古人學習以成其“厚”（譚元春《詩歸序》說他和鍾惺曾“約為古學，冥心放懷，期在必厚”），但這又不像七子派那樣追求古人固有的“格調”，而是以自己的精神為主體去求古人精神所在。所以他們解說古詩，常有屈古人以就己的。
在重視自我精神的表現上，竟陵派與公安派是一致的，但二者的審美趣味迥然不同，而在這背後，又有著人生態度的不同。公安派詩人雖然也有退縮的一面，但他們敢於懷疑和否定傳統價值標準，敏銳地感受到社會壓迫的痛苦，畢竟還是具有抗爭意義的；他們喜好用淺露而富於色彩和動感的語言來表述對各種生活享受、生活情趣的追求，呈現內心的喜怒哀樂，顯示著開放的、個性張揚的心態；而竟陵派所追求的“深幽孤峭”的詩境，則表現著內斂的心態。錢謙益說他們的詩“以悽聲寒魄為致”，“以噍音促節為能”（《列朝詩集小傳》），是相當準確的。他們的詩偏重心理感覺，境界小，主觀性強，喜歡寫寂寞荒寒乃至陰森的景象，語言又生澀拗折，常破壞常規的語法、音節，使用奇怪的字面，每每教人感到氣息不順。如譚元春的《觀裂帛湖》：
荇藻蘊水天，湖以潭為質。龍雨眠一湫，畏人多自匿。百怪靡不為，喁喁如魚溼。波眼各自吹，肯同眾流急？注目不暫舍，神膚凝為一。森哉發元化，吾見真宰滴。
這詩不大好懂。大致是寫湖水寒冽，環境幽僻，四周發出奇異的聲響，好像潛藏著各種怪物。久久注視之下，恍然失去自身的存在，於是在森然的氛圍中感受到造物者無形的運作。
鍾、譚詩類似於此的很多，他們對活躍的世俗生活沒有什麼興趣，所關注的是虛渺出世的“精神”。他們標榜“孤行”、“孤情”、“孤詣”（譚元春《詩歸序》），卻又侷促不安，無法達到陶淵明式的寧靜淡遠。這是自我意識較強但個性無法向外自由舒展而轉向內傾的結果，由此造成他們詩中的幽塞、寒酸、尖刻的感覺狀態。
竟陵派詩風在明末乃至清初十分流行，其影響遠比公安派來得久遠，這是晚明個性解放的思潮遭受打擊以後，文人心理上的病態在美學趨向上的反映。錢謙益站在正統立場上對竟陵派大加掊擊，斥為“詩妖”，甚至指為國家敗亡的朕兆（見《列朝詩集小傳》），雖為偏頗之論，卻也指出了竟陵派詩與正統文學的距離，及其表現出的時代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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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明後期其他詩人
公安、竟陵為晚明文學兩大流派，但並不能籠蓋所有的詩人。特別是前後七子的復古文學觀，實際上仍維持著一定的影響。這裡我們對公安、竟陵兩派以外的一些詩人作簡單的介紹。
傑出的戲曲家湯顯祖（生平見後）也是一位著名的詩人。
他的活動年代比三袁稍早，正當王世貞執詩壇牛耳、勢力最盛的時期。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說王、李旗下所不能包容的詩人，一是徐渭，一是湯顯祖，說明了他在明中期至後期詩風轉變中的地位。湯顯祖的詩偏向於六朝風格的華麗，不同於當時一般人之推崇盛唐。一些短詩具有敏銳的感受，顯示出晚明文人的思想特點。如《黃金臺》：
昭王靈氣久疏蕪，今日登臺吊望諸。一自蒯生流涕後，幾人曾讀報燕書！
一般詠黃金臺的詩，多著眼於燕昭王置千金於臺上延請天下士的故事，藉以抒發不遇之感。此詩感慨才俊之士如樂毅者即使得遇明主，立功天下，仍不免遭讒去國，逃生他鄉。而後人一代代蹈此覆轍，實為可悲。詩中寓含了封建時代的“功業”不足以作為人生選擇的意味。
與湯顯祖年歲相仿的屠隆（1542—1605），字長卿，鄞縣（今浙江寧波）人，萬曆初進士，曾任禮部郎中，因生活放縱而罷免。他是後七子詩派中“末五子”之一，但對詩歌的看法，卻反對一味摹擬古人，主張“各極才品，各寫性靈”（《論詩文》）。屠隆對“性靈”的解釋雖不像袁宏道那樣明確而透徹，但他對此曾一再強調，對於公安派的理論有一定的先導作用，所以他實際是溝通復古派與公安派的人物。屠隆的詩作也多謳歌及時享樂，用筆舒放，與公安派有相近之處。
如《雜感》之六寫一風采翩翩的“輕薄子”縱情酒色，宣稱“行樂度年光，詩書不足觀”，反映了晚明時代尊俠輕儒的風氣。
公安派、竟陵派相繼興起以後，前後七子的復古文學系統遭到打擊，一度顯得冷落。但公安、竟陵派的詩不但在藝術上存在嚴重缺陷，而且他們注重個性的精神在當時社會中既得不到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