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善養吾浩然之氣”的論點，強調主體精神的自我涵養，提出“聖之所以為聖，賢之所以為賢，大之所以為大，皆養之使然也”（《養說》）。進而對於文章寫作，他也強調“皆自我作”，“不必求人之法以為法”、認為“三國六朝無名家，以先秦二漢為法而不敢自為也；五季及今無名家，以唐宋為法而不敢自為也”（《答友人論文法書》）。這裡表現出強烈的自信和創新意識。
郝經的詩作受韓愈和李賀的影響較大。他的《長歌哀李長吉》對李賀極表推崇，感嘆“我生不幸不同時”。他的《懷來醉歌》中“臘香一噴紅染唇”，《古菱花鏡詞》中“化為片銅藏死魄”，《湖水來》中“昆明老火飛狂灰”之類，用語遣詞顯然受李賀的薰染。但郝經的詩缺乏李賀那種內向體驗的深度，而更多外向擴張的力量，如他以“噴叱一氣轉，大呼天地窄”、“雲飛月縮豔，日落天失色”寫《北風）一題，不但寫出風的狂野，也表現了自身的審美趣味。他的一些古體詩，對南北分裂的歷史和現實縱橫議論，而推崇北人的勇武，也有類似特點。如《白溝行》：“石郎作帝從珂敗，便割燕雲十六州。世宗恰得關南死，點檢陳橋作天子。漢兒不復見中原，當日禍基元在此。”指出宋王朝的衰敗，實始於宋太祖放棄燕雲十六州的懦弱政策。又如長詩《沙陀行》，由讚美馳騁漠北的沙陀馬，轉而歌頌北人作戰的勇猛：“人人據鞍皆王良，直入飲血齧頭顱。查牙生人潤枯腸，所向空闊都無敵。”體現出作者崇拜武力的狂熱，充滿肅殺之氣。另如《居庸行》、《化城行》、《入燕行》等，詠歎宋、金的興亡，以及戰爭帶來的生民塗炭的結果，寄寓了深沉的歷史感。
郝經羈留南方時所寫《秋思》等詩，則有更多的抒情意味。詩中所表現的對元朝的忠誠，與其說是源於某種道德信念，毋寧說更是以他對宋、元雙方實力的判斷和對個人所選擇的從政道路的自信為基礎的。
劉因（1249—1293）字夢吉，號靜修，容城（今河北徐水）人。初仕於元，后辟官還家，表示不願與蒙古統治者合作。有《靜修集》。劉因是北方著名的理學家，但他個性豪邁，沒有南方儒者中常見的侷促拘謹之態。他的詩也大都寫得高昂自信，常帶有議論成分。如《寒食道中》：
簪花楚楚歸寧女，荷鍤紛紛上冢人。萬古人心生意在，又隨桃李一番新。
在生與死的迴圈交替中，詩人所注意的不是死的可哀，而是生的可喜。另外，劉因的詞也很著名，風格接近蘇、辛，於樸素中洋溢豪放之氣。如《玉漏遲·泛舟東溪》的結末雲：
“天設四時佳興，要留待、幽人清賞。花又放，滿意一篙春浪。”
在前期的北方文人中，姚燧以散文見稱。所作以碑銘詔誥等應用文為多，文學性不強。但其風格，《元史》本傳稱“閎肆該洽，豪而不宕，剛而不厲”，與宋代散文的平易流暢不同。《元史》又說他二十四歲時，“始讀韓退之文，試習為之，人謂有作者風”，可見他是從韓文入手的。他的文章句子常寫得短截有力，敘述多轉折起伏，這種審美趣味和郝經的詩一樣，反映出當時北方文人對文學的表現力度和由此體現出的作者的精神力量的追求。
元代前期由南宋入元的詩文作家，主要有鄧牧、仇遠、戴表元、趙孟�等。
鄧牧（1247—1306）字牧心，自號“三教外人”，錢塘（今浙江杭州）人。作為文學家，他的成就並不高，留下的詩文數量也很少；但作為一個著名的反理學、佛學、道學的“異端”思想家，瞭解他對於瞭解元初文人的思想動向很有意義。
鄧牧在宋亡後以遺民自居，與謝翱、周密等人相往還。這些“遺民”往往對宋代文化的缺陷有一種反思，而鄧牧更進一步，對封建制度和傳統文化的某些本質問題作了深刻思考。
在《君道》一文中，他說：“天生民而立之君，非為君也；奈何以四海之廣，足一夫之用邪？”指出天下不是“一夫”的私產。文中還嚴辭抨擊秦以來的君主“奪人之所好，聚人之所爭”，所以“勿怪盜賊之爭天下”。在《吏道》一文中，他又指出封建官僚機構的膨脹和腐敗，是為害人民、使天下不得安寧的直接原因。鄧牧的救弊方案是“廢有司，去縣令，聽天下自為治亂安危”，這當然只能是一種烏托邦式的理想，但他對君權和官僚制度的批判，還是強有力的。
鄧牧另有《寓屋壁記》和《逆旅壁記》，是兩篇辭旨雋永的小品，如《四庫提要》雲：“稍露繁華消歇之感，餘無一詞言及興亡；而實侘傺幽憂，不能自釋，故發而為世外放曠之談，古初荒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