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論。”實則表達了元初文人悲憤、虛無的心態。
仇遠（1247—1326）字仁近，錢塘（今浙江杭州）人。在宋末已有詩名，入元后做過溧陽教授，晚年優遊湖山以終。有《金淵集》。
在元初的詩人中，仇遠的性格頗為灑脫、或者從另一種意義說，頗為頹放。這其實是因為無法把人生建立在某種堅定的價值觀上，而以通脫的態度為自解。所以，在他的詩中，既集中表現了當時讀書人空幻、消極的心態，又深藏著難以言說的苦悶。如《醉醒吟》說：“眾人皆醉我獨醒，眾人皆醒我獨醉。先生何苦與世違，醒醉之中有深意。”在論醉說醒中反映著他對世態的無奈和不滿。於是宣稱“卿法吾情各行志”，意思是“法”既不足為憑，那麼只能循“情”而行。他的《酒邊》寫道：“卻有一尊春釀在，醉眠猶勝楚三閭。”和元代許多散曲一樣，否定了以屈原為象徵的“忠”的傳統信條。對仇遠來說，脫離對傳統價值觀的依傍而轉向個人的存在和日常生活的樂趣，實在是現實所造成的無奈，但這卻代表著文人的新的人生取向。
仇遠於詩自言：“近體吾主於唐，古體吾主於《選》。”
（見方鳳《山村遺集序》）以宗唐和復古作為對宋詩的反動，這是元初詩人的普遍傾向。他的詩作以七律較著名，於清新圓暢的語言中表現出人事變遷的感慨和悽楚蘊結的心情，如《次胡葦杭韻》：
曾識清明上巳時，懶能遊冶步芳菲。梨花半落雨初過，杜宇不鳴春自歸。雙冢年深人祭少，孤山日晚客來稀。江南尚有餘寒在，莫倚東風褪絮衣。
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