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王的。
徐渭的詩文創作，在適己之需的前提下取前人之長，不專主哪一代哪幾人，同時又富於個人的創造。他的散文，有些近於宋人，如《豁然堂記》；有些短文，則開晚明小品之先聲，如《與馬策之》：
發白齒搖矣，猶把一寸毛錐，走數千裡道，營營一冷坑上，此與老牯踉蹌以耕，拽犁不動，而淚漬肩瘡者何異？噫，可悲也！每至菱筍候，必兀坐神馳，而尤搖搖者，策之之所也。廚書幸為好收藏，歸而尚鍵，當與吾子讀之也。
這是徐渭晚年在宣府做幕僚時寄給門人的一封短札，文字隨意而精警，極生動傳神地寫出了他在落魄生涯中的悲苦心境，同時也顯示出不甘寄人籬下的個性。
徐渭在詩歌方面推崇韓愈、李賀，對楊維楨也有好評，正與李、王異趨。這使他的創作帶有險怪、幽絕的情調，而表現出他內心的激動和不寧。如《龕山凱歌》其四是一首出色的七絕：
短劍隨槍暮合圍，寒風吹血著人飛。朝來道上看歸騎，一片紅冰冷鐵衣。
這是寫一場抗倭戰事勝利後軍隊凱旋歸來的景象。寒風吹血的夜戰，鐵衣紅冰的歸騎，給人的印象異常強烈。許多抒發自我人生情懷的詩作，更是時時表現出“胸中一段不可磨滅之氣，英雄失路托足無門之悲”（袁宏道《徐文長傳》），亦即頑強地表現了對社會壓抑的反抗。如《少年》詩：
少年定是風流輩，龍泉山下韝鷹睡。今來老矣戀胡猻，五金一歲無人理。無人理，向予道，今夜逢君好歡笑。為君一鼓姚江調，鼓聲忽作霹靂叫。擲槌不肯讓漁陽，猛氣猶能罵曹操。
詩中寫一個老年塾師，也曾有過狂放風流的往日，如今晚歲潦倒，遭人白眼。他和同樣潦倒的徐渭彼此傾吐胸中塊壘，併為之擊鼓，表達對世道的不平和生命中的激情。此詩充滿同情，節奏奔放有力，帶有主觀宣洩的意味。
從徐渭這些詩文中可以知道：“古格”、“古調”之類的審美趣味，確實已經不能適應文學發展的需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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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明中期戲劇與《西遊記》等小說
明代的戲劇創作，至弘治以後出現明顯的轉機，明初那種點綴昇平、宣揚禮教的作風逐漸被人們嫌棄。中期一些劇作，雖然表彰忠孝的意識依然存在，但取材較有生活氣息，不像早期的劇作那樣著意演繹統治階級的道德觀念，而像徐渭的《四聲猿》，則已顯著地表現出反抗精神和新的時代意識。
嘉靖時期《水滸傳》和《三國志通俗演義》的流行，標誌了小說的再度興盛。在這前後，出現了較多的歷史演義小說，但藝術上都相當粗糙，無法與《三國志通俗演義》相比。
在小說史上佔有重要地位的，是神魔小說《西遊記》。
總體而言，明中期的戲劇與小說創作不像詩文那樣紛繁複雜，引人注目。但像《四聲猿》和《西遊記》這樣的優秀作品的出現，卻預示著高潮的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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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明中期雜劇
到明中期，在戲曲舞臺上，傳奇已經取代了雜劇的主導地位。但一些短小的故事，仍有作者以雜劇的形式來寫。只是在體制上，元雜劇的陳規已經被打破，一種戲不一定是四折，也不一定由一人主唱，而且常有南北曲混用的。比較重要的作品，有王九思的《杜甫遊春》、康海的《中山狼》、馮惟敏的《僧尼共犯》、徐渭的《四聲猿》等。
王九思（1468—1551）字敬夫，號渼陂，陝西鄠縣人，“前七子”之一。他曾任翰林院檢討，劉瑾垮臺後，被列名閹黨，屢遭貶斥。《杜甫遊春》也名《沽酒遊春》、《曲江春》，寫杜甫春遊長安城郊，見村郭蕭條，宮室荒蕪，痛罵李林甫等權奸誤國，又於酒肆質典朝服買醉，決心隱身避世。或言劇中李林甫係指當朝宰相李東陽。不管此說確實與否，作者借古諷今以抒身世之慨的意圖是明白可見的。文人在政治上遭受挫折，通常的自我平衡方法，是歸罪於“權奸”，從而對朝政加以否定。此劇雖一般地觸及封建時代政治中的黑暗現象，但並沒有什麼深刻的地方，只是和前期雜劇相比，它顯得較有現實性。
康海（1475—1540）字德涵，號對山、沜東漁父，武功（今陝西興平）人。弘治十五年狀元，授翰林院修撰。也是“前七子”之一。他曾向劉瑾說情，救援李夢陽出獄。劉瑾垮臺後，因他過去恃才傲物，得罪館閣諸公，被指為劉瑾私人而罷官。雜劇《中山狼》相傳為諷刺李夢陽忘恩負義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