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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中期包括傳奇在內的戲劇中，徐渭的雜劇《四聲猿》是徹底擺脫封建說教的迂腐，閃耀著新的思想光彩的傑作。
《四聲猿》包含四種劇：《狂鼓史》一折，《翠鄉夢》二折，《雌木蘭》三折，《女狀元》五折。長短無定製，所用曲調，有時為北曲大套，有時為南北兼用，還採用《鷓鴣》等民間小調，在形式上就表現出不受陳規束縛的革新精神。這已經不再是嚴格意義上的雜劇。
《雌木蘭》和《女狀元》都是寫女扮男裝的故事：木蘭代父從軍，馳騁疆場；黃崇嘏考取狀元，為官精幹。這兩種劇都突出了女子的才能，“裙釵伴，立地撐天，說什麼男子漢”，“世間好事屬何人，不在男兒在女子”，對男尊女卑的傳統思想提出針鋒相對的挑戰。而且，劇中寫木蘭從軍，只為了憐惜老父；崇嘏赴考，不過是不肯受窮，全出於平常的人情。在《女狀元》中，還對科舉制度大加嘲諷調侃。這些地方，都顯示了作者“不受儒縛”的性格。而另兩種劇，思想鋒芒更為尖銳。
《翠鄉夢》捏合了傳說中紅蓮和柳翠的故事，又借禪宗思想來表達對禁慾主義的厭惡和批判。劇中寫高僧玉通苦修數十年難成正果，卻在一夕之間就被妓女紅蓮破了色戒；他的後身化為柳翠，淪落風塵，卻一經點明，立時頓悟成佛。劇中提出了一個深刻的道理：用禁慾的手段，決不可能達到道德完善，而且這種戒律脆弱不堪一擊；倒是經歷過人世的沉淪，反而能領悟人生的真諦。所以高僧不能成佛，妓女卻能成佛。雖然說的是禪宗哲理，實際上具有很強烈的世俗性。玉通破戒以後同紅蓮的一段對話，紅蓮作為情慾的象徵力量，表現得恣悍潑辣，而玉通的自我辯解，卻顯得蒼白無力，十分可憐。這裡寫出了禁慾主義的虛偽和困窘。
《狂鼓史》以歷史上禰衡罵座的故事為素材，但把劇情改為曹操死後，在陰司由禰衡對著他的亡魂重演當日罵座的情景，因此可以直罵到曹操臨終時“分香賣履”之事，更為痛快淋漓。“罵曹”的內容，看起來不外乎歷史記載和故事傳說中曹操的狠毒偽善、狡詐奸險、草菅人命等罪惡，但對徐渭來說，劇中的曹操實際象徵著使他產生“英雄失路托足無門之悲”（袁宏道《徐文長傳》）的社會實體。作者透過禰衡之口，宣洩由巨大的壓迫所帶來的精神痛苦和憤懣不平之氣，表現出驚世駭俗、桀驁不馴的倔強個性。這一劇作在當時受到許多文人的喜愛和高度評價，也正是因為它並不是就歷史而寫歷史，或借歷史諷喻現實政治；它的感人之處，是那種恣狂的個性和烈火般的激情。
《四聲猿》的曲辭一掃駢儷餖飣之習，不假塗飾而才氣飛揚，錘鍊純熟而接近口語，詞鋒犀利，富於氣勢。如《雌木蘭》中《寄生草麼篇》：
離家來沒一箭遠，聽黃河流水濺。馬頭低遙指落蘆花雁，鐵衣單忽點上霜花片，別情濃就瘦損桃花面。一時價想起密縫衣，兩行兒淚脫真珠線。
《狂鼓史》中《混江龍》曲：
他那裡開筵下榻，教俺操槌按板把鼓來撾，正好俺借槌來打落，又合著鳴鼓攻他。俺這罵一句句鋒鋩飛劍戟，俺這鼓一聲聲霹靂捲風沙。曹操，這皮是你身兒上軀殼，這槌是你肘兒下肋巴；這釘孔兒是你心窩裡毛竅，這板仗兒是你嘴兒上獠牙；兩頭蒙總打得你潑皮穿，一時間也酹不盡你虧心大。且從頭數起，洗耳聽咱。
《四聲猿》中有不少戲謔的成分，如《女狀元》中對科舉制度的調侃譏笑，《翠鄉夢》中對佛祖的嘲戲、對法僧的諷刺等等。在“頭巾氣”瀰漫於文學的時代，戲謔也會被看作是罪愆；隨著某些神聖觀念遭到破壞、日常生活情感受到重視，文學中戲謔的成分也不斷地增加，徐渭甚至宣稱“道在戲謔”（《東方朔竊桃圖贊》）。到了晚明文學，這一傾向將更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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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明中期傳奇
明初以來，傳奇即南戲在民間的演出一直未曾衰落，但以襲用或改編元代劇作為多，創作頗為凋敝。明中葉在這方面帶來一定改變的，首先是李開先。
李開先（1502—1568）字伯華，號中麓，山東章丘人。嘉靖進士，官至太常寺少卿。因上疏批評朝政，罷官居家近三十年。在此期間，他與友人結詞社從事戲曲的創作與研究，以消磨歲月、發散鬱悶。所作傳奇今知有三種，存有《寶劍記》、《斷髮記》。《寶劍記》是李開先的代表作，王世貞《藝苑卮言》謂此劇是“改其鄉先輩之作”，當是有所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