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的文學典範約制當代的文學創作，而提倡一種具有時代性、個人性、真實性，能夠表現內在生活情感與慾望的文學，在不同程度上都意味著對舊的精神傳統的破壞。但另一方面，公安派的理論也存在顯著的侷限和前後矛盾。從人生態度來說，袁宏道等人並不具有李贄那樣公然以“異端”自居的反叛精神，他們對於守舊的政治與社會勢力既抱有強烈的厭憎，又抱有很大的畏懼。還在李贄遭迫害前幾年，袁宏道就已感覺他的見解“尚欠穩實”——實即太過偏激（見袁中道為他寫的行狀），並憂念“今時作官，遭橫口橫事者甚多”（《答黃無淨祠部》）。至李贄死後，他們以之為戒的畏禍之心更重（見袁中道《李溫陵傳》、陶望齡《辛丑入都寄君姡У蓯欏返齲�Ｋ�怨�才傻奈難Ю礪鬯湟願魴越夥諾木�裎�自蹋��岸朗閾粵欏北厝換嵩獾降母鋈擻餚禾宓惱�嬋拐��蚴撬�牆仙偕婕暗摹Ｔ�甑瀾饈汀靶粵欏蔽難��峒暗氖道��蠖嗑哂興漵形ビ詿�澄幕��袢床⒉恢苯佑肷緇峒ち頁逋壞奶氐恪４憂昂蟊浠�此擔��甑澇縉謔�郟�浴熬⒅識�囗。�圖倍�嗦丁鋇姆綹窈鼙碓奚停ā緞鸚⌒奘�罰��罄慈刺岢觶骸胺參錟鷸�蚋剩�酥�蚩啵�ǖ�膊豢稍歟徊豢稍歟�俏娜蘇嫘粵橐病！保ā緞饐J氏家繩集》）已經對“性靈”加上了一道限制，似乎以前他所表彰的那種勁質、峭急的詩風不能算是“真性靈”了。這根本上也不是藝術趣味的變化，而是人生態度一步步退縮的必然結果。
還有一個問題是：文學終究是一種藝術創造，對於藝術性的推究是不可缺少的。就此而言，前後七子重視“格調”、“法度”，主張向古人學習，也是合情合理的。公安派為了強調“獨抒性靈”，打破模擬的風氣，有些觀點雖有矯枉過正的意義，但其偏激的一面（如袁宏道認為袁中道的詩疵處比佳處可愛），不可避免地包含著隱患。特別是講究形式的詩歌，容易因此而流於率易。錢謙益一方面肯定“中郎之論出，王、李之雲霧一掃，天下之文人才士始知疏瀹心靈，搜剔慧性，以盪滌摹擬塗澤之病，其功偉矣”，同時也指出其影響的消極面：
“機鋒側出，矯枉過正，於是狂瞽交扇，鄙俚公行，雅故滅裂，風華掃地。”（《列朝詩集小傳》）撇開其立論的基點不談，還是有一定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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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從公安派到竟陵派的詩歌
袁中道自論其詩，嘗言：“頗厭世人套語，極力變化，然其病多傷率易，全無含蓄。”（《寄曹大參尊生》）大致說，寫詩衝口而出，淺易率直，寧取俚俗，不取陳套，是袁家三兄弟共同的特點。因此在語言風格上，他們也很自然地傾向於白居易、蘇軾等人。但三人才情、個性有異，詩作的特點也有所不同。長兄袁宗道性格平和，其詩中少有特別強烈的情緒，也不大有特別警醒的字眼，明白、淺顯，語言時有羅嗦，有些像白居易後期的隨意之作，感染力較弱。小弟袁中道的詩感情強烈，其入仕前的作品，常表述失意之憤和任俠之情，如《風雨舟中示李謫星、崔晦之，時方下第》中“早知窮欲死，恨不曲如鉤”，憤激的情緒溢於言表，那種大膽的自白，也令人震驚。另如《感懷詩》之五：
少時有雄氣，落落凌千秋。何以酬知己？腰下雙吳鉤。時兮不我與，大笑入皇州。長兄官禁苑，中兄宰吳丘。小弟雖無官，往來長者遊。燕中多豪貴，白馬紫貂裘。君卿喉舌利，子云筆禮優。十日索不得，高臥酒家樓。一言不相合，大罵龍額侯。長嘯拂衣去，飄泊任滄洲。
這詩頗有李白式的狂傲，下筆隨意，卻也淋漓痛快。但小修的詩常寫得過於輕率，而缺乏詩味。如《感懷詩》之二，有“一峰綠油油，忽出青藍外”之句，近乎打油詩了。
袁宏道的詩優於其兄弟。他主張“信心而出，信口而談”（《張幼於》），不講規矩，用語不避俗，不求雅，不喜說大話，不做大場面，但每有奇思異想，表現出敏銳的感受。如《東阿道中晚望》：
東風吹綻紅亭樹，獨上高原愁日暮。可憐驪馬蹄下塵，吹作遊人眼中霧。青山漸高日漸低，荒園凍雀一聲啼。三歸臺畔古碑沒，項羽墳頭石馬嘶。
“遊人”之眼迷於富貴者所乘之馬揚起的灰塵，這是大眾生活的隱喻。而荒園凍雀一聲淒厲的啼叫，便是袁宏道這樣的智者欲以打破這昏沉世界的呼喊吧？它是尖銳的又是無力的。然而在精神上，詩人更願意像項羽墓前的石馬，永遠保持著不甘雌伏的神態，於無聲中作驚世的長嘶。在這首詩中，兀傲與自卑的意識相混雜，深刻地表現了獨醒者內心絕望的掙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