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如《靈隱路上》：
細鳥傷心叫，閒花作意飛。芳蹊紅茜雨，古澗綠沉衣。豔女逢僧拜，遊人緩騎歸。幸隨真實友，無復可忘機。
這好像是古詩中很常見的紀遊之作，但卻給人以新鮮和異常的感覺。詩中不平靜與平靜的意象反覆對映，顯示著詩人心靈的躁動。第五句寫豔色女子與僧人見禮，把俗世的誘惑與出世的選擇組成同一畫面，尤其顯得怪特。由於語言不合規範（如首句過於俚俗），情緒無法一致，畫面缺乏平衡，古詩中習慣的意境完全被破壞了。
在涉及社會生活內容方面，袁宏道的詩也多有新鮮成分。
他常常對傳統價值觀表示懷疑，如《湖上別同方公子賦》之二，以“曷為近湯火，為他羊與雞”責難岳飛的忠節，是少見的大膽議論。在《秋胡行》中，寫了一個大聲宣佈自己死情不死節的婦女形象，也具有很明顯的反抗傳統道德觀的意義，而民歌風調的《江南子》：
鸚鵡夢殘曉鴉起，女眼如秋面似水。皓腕生生白藕長，回身自約青鸞尾。不道別人看斷腸，鏡前每自銷魂死。錦衣白馬阿誰哥，郎不如卿奈妾何？
則寫出一個已婚的美麗女子不滿於自己的丈夫，為那不相識的“錦衣白馬”人怦然心動的情緒。在詩人看來，這心情無可非議，所以他把這一瞬間描繪得美麗而動人。
值得注意的是，袁宏道詩中多表現沉湎於山水酒色、莊學佛旨的閒逸之情，似乎他是不關懷社會政治的，但實際並不如此。他也有一部分表現對於國事的憂慮和憤懣的作品，而這一類作品之所以為數不多，一則由於他感覺得晚明政治的腐敗不可為，自身與官場的不合拍，同時也由於他感覺得歷來政治詩中包含了太多的做作與虛假。《顯靈宮集諸公以城市山林為韻》之二很清楚地說明了這一點：
野花遮眼酒沾涕，塞耳愁聽新朝事。邸報束作一筐灰，朝衣典與栽花市。新詩日日千餘言，詩中無一憂民字。旁人道我真聵聵，口不能答指山翠。自從老杜得詩名，憂君愛國成兒戲。言既無庸默不可，阮家那得不沉醉？眼底濃濃一杯春，慟於洛陽年少淚！
在這裡我們看到一個真實的詩人形象。
袁中郎詩的缺陷，也在於詞語缺乏鍛鍊，有時寫得過於流易輕率，如“疾疾愁愁三日雨，昏昏滑滑一年秋”（《病中見中秋連日雨，柬江進之》）之類。
公安派的文學理論向來很受重視，但對他們的詩歌創作，人們的評價並不很高，這裡有值得分析的地方。中國古典詩歌到明代為止已經有相當悠久的歷史，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但同時也在格式、意境、意象、語彙諸方面形成一定的套路，很難再有大的突破，而且與明中後期社會中形成的活躍、顯露、市俗化的生活情感難以相容。換言之，古典詩歌傳統在一定程度上已經成為生活的抒情需要的束縛。當李夢陽感嘆“真詩在民間”時，實際上已經意識到這一點，而唐寅那種口語化的詩作，更意味著對古典傳統的輕蔑。到了公安派，這一種打破古典傳統的要求以強有力的理論形式提出，並廣泛地在詩歌創作中進行嘗試，形成一個頗有聲勢的詩歌改革運動。
但是，在理論上提出“獨抒性靈，不拘格套”比較容易被當時人認可和接受，運用於創作卻有難以克服的困難。因為，公安派所使用的詩歌形式仍然是古典的形式，這種形式不可能因為大量運用俚俗和平易的語言就得到根本的改造，卻會給人以不倫不類的感覺。公安派的詩，以袁中郎的才情和穎悟，尚能在舊有的形式表現出一定的新鮮感，但成就頗為有限；一般無甚才情的人貪其易為而仿效之，那比擬古派的詩更容易流於粗濫。所以這種詩風雖一度影響很大，卻不可能持久。
但從另一方面來說，公安派的詩也同他們的理論一樣，意味著對古典傳統的破壞，表現了從舊的詩歌體格中解放出來的慾望。儘管他們沒有獲得成功，但這種要求是合理的，這種嘗試也是有價值的。
袁宏道後期以“淡”為“文之真性靈”，已經表現出從激進的人生態度和文學觀點上的退卻。享年較久的袁中道看到公安派的詩在破壞了後七子的“格套”以後，在一群末流詩人的效仿下“而又漸見俗套”，大為不滿，遂對公安派的理論提出修正，在堅持“獨抒性靈”的前提下，主張“詩以三唐為的。舍唐人而別學詩，皆外道也”（《蔡不瑕詩序》）。公安派的流弊是顯而易見的，既不能更向前進展，則必然要回顧歷史，取法於以唐詩為代表的古典傳統，這實際意味著公安派理論與前後七子理論的折衷。這一趨向後來為陳子龍、吳偉業等詩人所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