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前輩表示出極大的尊敬，也正是因為徐渭的身上表現了狂傲而不可羈勒的個性。
作為公安派理論核心的口號是“獨抒性靈”。袁宏道《敘小修詩》稱其弟之作：
大都獨抒性靈，不拘格套，非從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筆。有時情與境會，頃刻千言，如水東注，令人奪魄。其間有佳處，亦有疵處；佳處自不必言，即疵處亦多本色獨造語。然予則極喜其疵處，而所謂佳者，尚不能不以粉飾蹈襲為恨，以為未能盡脫近代文人氣習故也。
又江盈科在《敝篋集序》中引述袁中郎的話說：
詩何必唐，又何必初與盛？要以出自性靈者為真詩耳。夫性靈竅於心，寓於境。境所偶觸，心能攝之；心所欲吐，腕能運之。……以心攝境，以腕運心，則性靈無不畢達，是之謂真詩。
“性靈”原不是新鮮的辭語，南北朝時就頗為習用。如庾信稱“含吐性靈，抑揚詞氣”（《趙國公集序》），顏之推稱“文章之體，標舉興會，發引性靈”（《顏氏家訓》），其意義大致與“性情”相近。明代中後期，六朝文風重新受到重視，“性靈”一詞在王世懋、屠隆等人的詩文評中又使用得多起來。
袁中郎進一步在這裡面加入了鮮明的時代內容和具體的藝術要求，使之成為影響一代人的文學口號。首先，袁中郎的“性靈說”是出於李贄的“童心說”，它和“理”，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