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罵不息，為亂兵所殺。（《海山記》）
其關於生活瑣事的，則如《大業拾遺記》寫隋煬帝命虞世南作詩嘲袁寶兒以及煬帝與陳後主、張麗華鬼魂相遇，就都頗有情致。現節引前一條如下：
……長安貢御車女袁寶兒，年十五，腰肢纖墮，癔冶多型，帝寵愛之特厚。……時虞世南草徵遼指揮德音敕於帝側，寶兒注視久之。帝謂世南曰：“昔傳飛燕可掌上舞，朕常謂儒生飾於文字，豈人能若是乎？及今得寶兒，方昭前事。然多憨態。今注目於卿，卿才人可便嘲之。”世南應詔為絕句曰：“學畫雞黃半未成，垂肩嚲袖太憨生。緣憨卻得君王惜，長把花枝傍輦行。”帝大悅。
……
這一段正如魯迅所評：“文筆明麗”，“情致”“綽約”（《中國小說史略》）。其所以然之故，恐是作者在寫作時，並不具有強烈的教化方面的要求，倒是主要從興趣出發，也就是魯迅所說的“帝王縱恣，世人所不欲遭而所樂道，唐人喜言明皇，宋則益以隋煬”（同上）。正因注重興趣，也就把這些事情寫得趣味盎然了。這其實是跟宋、元話本的重趣味相通的。
魯迅在把《海山記》等三篇與《大業拾遺記》比較時說：
前者與後者“相類”，“而敘述加強，顧時雜俚語，文采遜矣”（同上）。諸如《海山記》的“小兒子吾已提起，教作大家，不知了當得否”，《開河記》的“知他是甚圖畫，何消皇帝如此掛懷”，均是“時雜俚語”的例子。而這同時也意味著前者在較明顯地向通俗化的方向傾斜。
不過，這四篇雖有上述成績，卻“託之古事，不敢及近，則仍由士習拘謹之所致矣”（《中國小說史略》）。
第三種型別的作品，以《青瑣高議·別集》卷四所收的《張浩——花下與李氏結婚》最為突出。
本篇作者不詳。寫張浩與李氏女子相愛，私下有婚姻之約。李女向張索其親筆所寫詩為憑證。李女的父母起初不同意他們成婚，後來李父同意了，但張浩的叔父卻要為浩聘娶孫姓的女子。李女就拿“浩詩及箋記之類”到府裡去告，說她“已與浩結姻素定”。結果，府裡判張浩與她成婚。“夫婦恩愛，偕老百年，生二子，皆登科矣”。
在本篇中有兩點值得注意：第一，張浩與李女的婚姻，既無父母之命，又無媒妁之言，純是私合。張浩送給李女的詩，也不過是私情表記，根本不能作為婚姻的憑據。但作者卻將此作為合法的婚姻，府裡的判決也說他們“已有終身之約”，如果張浩別娶，那就“在人情深有所傷，於律文亦有所禁”。
在這裡孕含著一種新的婚姻觀念：婚姻的是否成立和合法，取決於當事人本身的意願，而不在於是否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和問名、納采等形式。這與士大夫的傳統婚姻觀顯然背道而馳，而後來元代的許多著名作品——例如白樸的《牆頭馬上》、關漢卿的《拜月亭》——卻都持類似的婚姻觀。就這點來說，此篇實為它們的先驅。第二，李女在整個過程中表現出很大的主動性。她自動去見張浩，率先提出婚姻之約，並要張浩留下憑證；她託乳母向父母提出欲與張浩成婚，遭拒絕後又要人向張表示“業已許君，幸無疑焉”；在得知張浩已聘孫氏女時，她毅然向父母說知自己與張浩的關係和以死抗爭的決心，投井自殺；最後又赴府控告，終於打贏了官司。像這樣的主動、勇敢和潑辣，簡直不知禮教為何物，也與士大夫家庭的小姐大異其趣。可以說，本篇鮮明地體現了市井民眾的思想特色，已看不出“士習拘謹”的痕跡；篇中雖未交代故事發生的時間，但結尾處說張浩與李女所生兩子“皆登科矣”，那顯然是敘述當代事情的語氣。
不過，作品中的稚拙之跡也很明顯。府衙把張浩和李女的私情視作已有婚約，判兩人成婚，這已是匪夷所思；而“家財鉅萬，豪於裡中”，“貴族多欲與結姻好”的張浩，雖然很愛李女，卻始終不主動向李家求婚，讓李女在這件事上孤軍奮戰，更使人難以理解。至於描寫，也失之簡率。如李女在“知浩已約婚孫”後的內心活動，投井時的心理狀態，作品竟都全不觸及。較之《大業拾遺記》等對人物的描寫，差得多了。
總之，北宋的傳奇雖有深受“士習拘謹”的束縛的一面，但也存在著與此相背的運動；不過要從這運動中產生傑出的作品，卻還要相當長的時日。南宋和元代的文言小說就是在這樣的基礎上向前發展的。
三、南宋和元代的文言小說
南宋的志怪小說有郭彖《睽車志》、洪邁《夷堅志》、沈某的《鬼董》等。《睽車志》多談報應，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