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卷《嬌紅記》（1984年初版第10次印刷本）卷末伊藤漱平教授《嬌紅記·解說）。
其作者署名雖不可據，但明初李昌祺撰《剪燈餘話》所收傳奇《賈雲華還魂記》寫元末至正年間事，其男主人公房中已藏有《嬌紅記》，並出現了《嬌紅記》男、女主人公的姓名。
所以，它在元末當已流行。
虞伯生即虞集，為元代中期著名文人。而明代宣德十年（1435）丘汝乘為劉兌《金童玉女嬌紅記》（積德堂刊本）所作序，以《嬌紅記》為元清江宋梅洞所作，鄭振鐸氏以為丘說必有所據，故其校點本《嬌紅傳》（即《嬌紅記》）署“元宋梅洞作”（見《世界文庫》）。伊藤漱平氏已考出宋梅洞名遠，為宋末元初人。按，《嬌紅記》中人物飛紅曾“舉古詞一首”，“名《晝夜樂》”，其開頭幾句為“西川自古繁華地。正芳菲，景明媚”。此實與元代梁寅同一詞牌的作品開頭極其相似：
“秣陵猶憶豪華地。醉春風，花明媚。”又，梁詞雲“紫陌香生羅綺。夾十里秦淮笙歌市”，而“古詞”有“絃歌聲中，綺羅叢裡”語；梁詞雲“油璧小輕車，間雕鞍金轡”，“古詞”則說“雜遝香車寶騎”；梁詞雲“同遊放浪多才子，詫酣飲、如高李”，“古詞”則作“才子逞疏狂，不惜千金醉”。此兩首不僅詞牌相同，詞句的依傍之跡也十分明顯。同時，《嬌紅記》中其他詞也常有取自現成作品的句子，如嬌娘所作《一叢花》的結句“仔細思量，不如桃李，猶解嫁東風”，即出於張先所作同一詞牌的結句“沉恨細思，不如桃杏，猶解嫁東風”。所以，《嬌紅記》的這一“古詞”當以梁寅詞為藍本而改作。梁寅為元末人，《嬌紅記》當亦出於元末；說成宋梅洞或虞集作，均出於假託。梁寅與宋梅洞皆為今江西地區人，虞集自父親一代起也居住在今江西地區，則此作品或出於江西人之手，是以被假託的作者既為江西地區人，實際的作者也對梁寅這樣並不很有名的江西文人的詞相當熟悉。
作品的情節是這樣的：書生申純至其舅父王通判處作客，見其表妹嬌娘美豔非常，心生愛慕，而嬌娘對他也很傾心。相處日久，彼此互訴情愫，終至私通。申生回家，由其父親出面，請媒人至王家求親。王通判以法令禁止表兄妹結婚為理由，堅決不許；其實，當時這法令形同虛設。這使申純與嬌娘都很痛苦，申生藉故再至舅父處作客，與嬌娘愈益繾綣。其後申純考取進士，王通判也同意二人結合，但帥府的公子得知嬌娘美麗，前來求親，王通判又把嬌娘許給了他。兩人知事已無望，嬌娘遂絕食，不久死去；申生亦自縊而亡。
在我國小說史上，《嬌紅記》是一部很值得重視的作品。
它的出現，標誌著我國小說創作的新的進展。
首先，《嬌紅記》不僅歌頌了青年男女的堅貞的愛情，而且寫出了這種愛情的被扼殺。在這以前，唐傳奇《鶯鶯傳》、《霍小玉傳》中的男方都並不堅貞，宋代小說如《張浩——花下與李氏結婚》、《紅綃密約張生負李氏娘》雖也讚揚愛情，但卻未能寫出這種愛情在當時的悲慘遭遇，給予他們以實際上不可能的美滿的結局。《嬌紅記》一面對申純、嬌娘的愛情作了高度肯定，一面又真實地揭示了這種愛情的多災多難和夭折的必然性。無論男女雙方愛得多麼熱烈和堅定，但他們的命運不掌握在自己手裡，只要他們家長中有一個人不願意，他們就不能結合。而且，社會上也還存在許多阻礙他們結合的因素。帥府公子看上了嬌娘，王通判就對申純背信棄義而把嬌娘許配給他，只是其中一個典型的例子。就這點來說，《嬌紅記》在反映人的正常要求與當時社會環境的矛盾方面比它以前的任何小說都要深入。儘管作品在最後部分加上了嬌娘與申純死後成仙的蛇足，但也並未抵消申、王愛情的悲劇性。
比起《張浩——花下與李氏女結婚》等作品在男女愛情、婚姻問題上的盲目樂觀來，《嬌紅記》顯得遠為清醒。
其次，《嬌紅記》在描寫人物的思想感情方面，不但比它以前的任何小說都要深切、細膩，就是與《水滸》的人物描寫相比，也各有千秋。如寫嬌娘和申純從初見到熱戀的過程，就很細緻：申生第一次見到嬌娘時，便“目搖心蕩，不自禁制”。其後日漸熟悉，“或共飲宴，或同歌笑，申生言稍涉邪，嬌則凝眸正色，若將不可犯”。但有一次王通判請另一外甥吃飯，申純與嬌娘均在座。申純已不勝酒力，其舅母卻還要他喝酒，嬌娘就幫他說話，說是“三兄動容，似不任酒力矣。姑止此”。又悄悄對申純說：“非妾，則兄醉甚矣。”申生說：
“此恩當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