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書子史”為“鬼話”，“詩賦文章”為“淡話”，對於代表封建時代傳統文化價值的文獻典籍以及文學作品表示大膽的輕蔑，而在《情史序》中，他又竭力強調“情”在人類生活中具有根本性的意義，以出於天性、自然流露的“情”，與“理”即既存倫理教條相對抗，《山歌序》更明白地提出，他正是要“借男女之真情，發名教之偽藥”。在馮夢龍看來，“發於中情自然而然”（《太霞新奏序》）的文學，才是最有價值的文學。所以，他在通俗文學領域的活動，固然有經濟方面的原因，但同時，這也是最能夠實現其文學理想的途徑。
“三言”中的小說，既是投合廣大市民階層讀者的閱讀趣味的，也反映著作者嚴肅的人生思考和藝術追求——特別是在一部分精美的篇章中。
“三言”的書名帶有濃厚的道教訓誡色彩。這一方面可以理解為通俗小說的慣例，即透過標榜道德訓誡來提高小說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另一方面，則需要注意到這裡所表現的道德觀，往往具有新的時代特點，而與舊道德傳統相背。在“三言”中，寫戀愛與婚姻題材的佔據了很大比重，成就也最高。這類小說常把“情”和“欲”放在“理”或“禮”之上，要求“禮順人情”。這意味道德規則只有建立在滿足人們的正常情感需要的基礎上，才有其合理性。如《喬太守亂點鴛鴦譜》，寫孫玉郎代姐到劉家行婚禮“沖喜”，夜與劉家女兒慧娘同眠，兩人本各有婚約，卻結下私情。劉家告玉郎誘騙其女兒，喬太守卻判二人結為合法婚姻。判詞中說：“移乾柴近烈火，無怪其燃。”意謂人的情慾無法抑制。又說：“相悅為婚，禮以義起。”意謂兩情相悅是婚姻的前提，而“禮”應該順合人情的實際。這位喬太守被贊為“不枉稱青天”，他代表了人們對尊重感情的婚姻關係的嚮往。
《賣油郎獨佔花魁》在描述感情如何成為美好婚姻之基礎的同時，還突出了婦女維護人格尊嚴的要求。花魁娘子莘瑤琴作為一個名妓，周旋於公子王孫之間，在奢華的生活中感受到的卻是人格的屈辱；而在賣油小商人秦重那裡，她才得到近於痴情的愛和無微不至的體貼。這使得她終於擺脫了對秦重的身份地位的偏見，而寧願跟隨他去過一種相濡以沫的樸實生活。在據《負情儂傳》改寫成的《杜十娘怒沉百寶箱》中，則用相反的結果表達了同樣的主題。
在文言小說《珠衫》中，對“失節”的婦女表示了一定程度的寬容，而據此改編的《蔣興哥重會珍珠衫》，在這一點上作了更為細緻的強化處理。另外像《況太守斷死孩兒》寫邵氏守寡十年，其志甚堅，最終卻經受不住僕人的引誘。作者議論說：“孤孀不是好守的”，“到不如明明改嫁個丈夫”。在他看來，雖然邵氏有過失，但原因首先是守節本身不合理。
“三言”的素材來源廣泛，涉及不同社會階層的各種型別的人物。像《盧太學詩酒傲王侯》讚美了一個兀傲放達的文士，讀來也令人喜愛。但作為一部小說集，它最引人注目的特點，則是大量描寫了普通市井人物的凡俗生活。同樣由於素材來源廣泛，加之作者自身觀念構成的多面性，“三言”的思想內涵也比較複雜，甚至有相互矛盾之處。但它最引人注目的特點，則是肯定人們按照自身意欲追求生活幸福的權利。
這兩種特點的藝術化表現，則有賴於文言小說和話本小說傳統的相互結合。
在馮夢龍這樣優秀的文學家參與之前，話本小說的藝術形態可以認定是頗為粗糙的，但它不僅富於世俗生活氣息，也提供了一種新鮮活潑、富於生命力的語言形式。文言小說方面，雖然在馮夢龍以前已經出現諸如《負情儂傳》、《珠衫》這樣頗為精緻而人生觀念也具有新異色彩的作品，但它的語言形式卻有致命的弱點。文言是一種與生活中的口語相脫離的書面語，簡練是其基本要求，它向生活語言的靠攏是有限度的。優秀的小說所要求的活生生的、直呈的生活場景，在文言形式中不可能得到實現。這對小說中人物形象的塑造和人物性格的刻畫，必然造成限制。
由此來看“三言”，便能發現它在小說藝術上的重要進步。
舉一個簡單的例子來說，《白娘子永鎮雷峰塔》中寫許宣向老陳借傘：
老陳將一把雨傘撐開，道：“小乙官，這傘是清湖八字橋老實舒家做的，八十四骨、紫竹柄的好傘，不曾有一些兒破，將去休壞了！仔細，仔細！
老陳的謹慎和羅嗦，使讀者如聞其聲，如見其人，這種對話在文言小說中是不可能寫出來的。再以《蔣興哥重會珍珠衫》中的王三巧（即《珠衫》中的楚人婦）為例，在原作中已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