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致勾勒出她的性格特徵，但到了話本中，她的善良軟弱、易受誘惑、既貪戀新歡又顧戀舊愛的個性才得到充分而富於生活氣息的展現，從而成為中國小說中未曾有過的藝術形象。另外像《賣油郎獨佔花魁》中的秦重，若不是以白話小說“不厭其煩”的筆法去描寫，他的老實厚道的性格也無法刻畫得如此成功。
文言小說中看不到用細緻的筆觸來寫人物的心理活動，這既是受史傳傳統的影響，也與文言講究簡潔有關。而“三言”在這方面也有很明顯的發展。如《蔣興哥重會珍珠衫》寫蔣興哥得知妻子與人私通的情形，增加了原作所沒有的一段，描寫他又惱又恨又悔的心情活動過程，長達五、六百字。在以前的小說（包括白話長篇小說）中，沒有出現過如此細緻的心理描寫。它的出現，既是以對人性的正視和寬容為前提的，也是小說藝術不斷發展的結果。下面是其中的最後一小節：
（興哥）急急的趕到家鄉，望見了自家門首，不覺墮下淚來。想起：“當初夫妻何等恩愛，只為我貪著蠅頭微利，撇他少年守寡，弄出這場醜來，如今悔之何及！”
在路上性急，巴不得趕回，及至到了，心中又苦又恨，行一步，懶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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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凌濛初和“二拍”
凌濛初（1580—1644）字玄房，別號即空觀主人，浙江烏程（今吳興）人。十八歲補廩膳生，和馮夢龍一樣科場不利，不得已而轉向著述，五十五歲方任上海縣丞，後因功擢徐州判官。除“二拍”外，還有戲曲《虯髯翁》、《紅拂》以及其他型別的著作多種。
《拍案驚奇》（又稱《初刻拍案驚奇》）撰成於天啟七年，四十卷四十篇；《二刻拍案驚奇》是因前書印行後受到普遍歡迎，應書商之請續作，完成於崇禎五年。依書前淩氏《小引》，應為“四十則”即小說四十篇，與前書同。但今存最完整的明尚友堂刊本，亦僅有三十九卷，書末附凌濛初《宋公明鬧元宵》雜劇一卷；又第二十三卷與初刻第二十三卷相重，實有小說三十八篇。當是原書在流傳中已有殘缺，由書商湊補成四十卷的面目。
“二拍”中已不再有收錄改編舊傳話本之作，而完全是作者據野史筆記、文言小說和當時社會傳聞創作的。它對傳統的陳腐觀念的衝擊與反抗、所表現的市民社會意識，要比“三言”更為強烈。如《硬勘案大儒爭閒氣》一篇，寫朱熹因挾私嫌於唐仲友，便肆意迫害妓女嚴蕊，要她供出與唐“有染”，以為“婦女柔脆，吃不得刑拷，不論有無，自然招承，便好參奏他的罪名了”。此故事原出周密《齊東野語》，據研究者考證，與事實有異。但小說把朱熹這位大儒描繪成十足的小人形象，實是代表了晚明文人對作為官方學說的程朱理學的極大厭惡。它所攻擊的直接物件，首先是當代的假道學。
“二拍”中寫縉紳名流厚顏無恥、兇暴殘忍、忘恩負義之類行徑的故事特多，也是基於相同的出發點。所謂“官與賊人不爭多”（《二刻》卷二十）、“何必儒林勝綠林”（《初刻》卷八）。這樣的評語，表現了作者對社會統治力量的認識。
在反映商人的經濟活動和追求財富的人生觀念方面，“二拍”也更為集中和具體。如《烏將軍一飯必酬》的“頭回”，寫王生與嬸母楊氏相依為命，王生經商屢遭風險，楊氏一再出資相助，鼓勵他不可洩氣。這個以經商為“正經”、頗為貪財的楊氏，與過去文學作品中所描繪的商家婦女形象有根本的不同；而作者稱讚她是“大賢之人”，也明顯是市民觀念上的評價。另外，《轉運漢遇巧洞庭紅》、《疊居奇程客得助》，均以歡快的文筆描述商人的奇遇，突出了商業活動中的偶然因素和把握機會的重要，撇開其神奇的成分，實際是讚賞敢於冒險求財富的人生選擇。
與“三言”一樣，愛情與婚姻也是“二拍”中最重要的主題，但兩者的偏向有所不同。“三言”中一些優秀的愛情故事，每每把“情”視為理想的人倫關係的基礎；而在“二拍”中，同樣肯定“情”對於人生的至高價值，但更多地把“情”與“欲”即性愛聯絡在一起，並且對女性的情慾多作肯定的描述，這對傳統道德觀的衝擊更為直接。如《聞人生野戰翠浮庵》寫女尼靜觀愛上聞人生，便假扮和尚出走，在夜航船上主動招惹聞人生，最後得成完美婚姻。作者對此評述道：“這些情慾滋味、就是強制得來，原非他本心所願。”《通閨闥堅心燈火》一篇更具代表性。羅惜惜與張幼謙自幼相愛，私訂終身之盟，後惜惜被父母許嫁他人，她誓死反抗，每日與幼謙私會。小說中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