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有一部《鼓掌絕塵》，實是中篇白話小說集，為以前所未有。全書分風、花、雪、月四集，每集十回，各寫一完整故事。題“古吳金木散人編”，刊於崇禎年間。此書文字流暢，因每集篇幅較長，故事情節也比一般短篇小說來得曲折。其中“風”集、“雪”集屬於才子佳人型別的小說，代表了明代愛情小說的一種變化，並影響清代的同類小說，有其值得注意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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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湯顯祖與明後期戲劇
明代後期是戲曲的繁盛時期，東南一帶，尤為風行。呂天成《曲品》雲：“博觀傳奇，近時為盛。大江左右，騷雅沸騰；吳、浙之間，風流掩映。”當時士大夫宴集以觀賞戲曲為娛樂，成為普遍風氣，如馮夢禎日記中記萬曆三十年九月中游樂觀劇之事就有五次，由此可見一斑。一些殷富人家還蓄有家庭戲班。這種風氣無疑會刺激劇本的創作。
晚明社會新思潮同樣深刻地影響了戲劇創作。特別是在一些愛情、婚姻題材的劇作中，主“情”反“理”、追求人性解放的精神十分突出，這和“三言”、“二拍”的特點是相一致的。當時最有影響的劇作家是湯顯祖，他的《牡丹亭》問世以後，以其對社會陳規的強大沖擊力，引起廣泛的反響。高濂的《玉簪記》、吳炳的《西園記》等許多劇作也表現了相同的傾向。
由於戲曲的繁盛，關於戲曲的藝術形式的理論探討也進一步深入，產生了一些主要的專門著作，如沈璟的《南九宮十三調曲譜》、王驥德的《曲律》、呂天成的《曲品》等。還發生了戲曲史上有名的所謂“吳江派”與“臨川派”之爭，這種爭論加深了人們對戲曲特點的認識，雙方的意見對後來劇作家都有一定影響。一些作家在戲曲表現形式方面花費了很大的精力，劇作的情節結構變得更為完整精巧，更富於舞臺效果和觀賞價值，改變了明傳奇往往枝節蕪蔓的缺陷。吳炳在這方面有顯著的成績，袁晉、阮大鋮也有相似的特點。
在戲曲作品的整理與出版方面，這一時期也取得顯著的成績。如臧懋循的《元曲選》、毛晉的《六十種曲》、沈泰的《盛明雜劇》，都是古代最重要的戲曲作品集。另外還有許多書坊刻印的專收當時流行的摺子戲的選集，如《詞林一枝》、《摘錦奇音》等。這些對後來戲曲的發展具有深遠的影響。
晚明戲曲以傳奇為主、雜劇在數量與質量上均不能與之相比。因此本章中不再分列介紹，只在相應之處簡單註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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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湯顯祖的戲劇
一、湯顯祖的生平與文學思想
湯顯祖（1550—1616）字義仍，號若士，又號清遠道人，江西臨川人。二十一歲時中舉，文名漸隆，然屢應會試不第。
據《明史》本傳稱，萬曆五年湯顯祖第三次應會試時，因拒絕權相張居正的延攬而落選，這使他對朝政的昏暗有了切身的體會。至張居正去世，湯顯祖才於萬曆十一年（1583）中進士。次年任南京太常寺博士，後升至南京禮部祠祭司主事。
他是一個性情耿直、熱心於政治的人，而明代南京官署卻是一個安置閒散或受排擠官員的地方，在政治方面無可作為。湯顯祖在南京的數年中，與顧憲成、高攀龍、鄒元標、李三才等人來往密切。這些人與當權朝臣處於對立地位，是後來的東林黨的重要人物或同情者，湯顯祖因此也捲入了政治衝突。
萬曆十四至十七年，江南水旱相繼，瘟疫流行，湯顯祖目擊民間的慘狀，士大夫傳統的積極用世之志愈益強烈。萬曆十九年，他上《論輔臣科臣疏》，揭露賑災官員的貪賄之行，並進而抨擊宰輔，把萬曆朝的統治總結為前十年壞於張居正、後十年壞於申時行，辭意嚴峻，震動朝野，因此被貶為廣東徐聞縣典史。至萬曆二十一年後，湯顯祖在浙江遂昌縣做了五年知縣，為政寬簡，頗有官聲。但他對從政漸漸失去了熱情，深感時事不可為，終於辭職還鄉。晚年的精力，主要用於戲劇創作。
湯顯祖的思想比較複雜。他的父親是個嚴正的儒者，祖父卻好老莊、喜談神仙，“家君恆督我以儒檢，大父輒要我以仙遊”（《和大父遊城西魏夫人壇故址詩序》），這兩方面都對他有所影響。少年時他曾師從泰州學派代表人物之一的羅汝芳，羅氏接近於禪學的哲學觀念和反對程朱理學的思想立場對於他的世界觀的形成起了很大作用。在任職南京的後期，湯顯祖與著名禪僧達觀相識，成為摯友。差不多時，他讀到李贄的《焚書》，深表傾慕。相隔多年，在辭官以後，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