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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越間遺老尤放恣，或雜小說，或沿翰林舊體，無一雅潔者。
古文中不可入語錄中語、魏晉六朝人藻麗俳語、漢賦中板重字法、詩歌中雋語、南北史佻巧語。”簡而言之，古文之文辭不可淺俗、輕巧、華麗，因為這可能引導不莊重的情緒。
大致方苞是用“義法”說取代了前人的“文道”說。因為“文”與“道”容易分為兩物，“義法”則密不可分。單獨講“義”與“法”內涵不同，但法從義生，義由法顯，故兩者就合一了。這把過去“文以載道”的理論更加嚴密化了，加上他對唐宋八家的批評，對文體和語辭所提出的戒條，這就為“古文”建立了比唐宋古文更為嚴格也更有束縛性的規範。
所以很多學者對他是不滿的，錢大昕在《跋方望溪文》和《與友人書》中兩引王若霖語，稱方苞“以古文為時文，卻以時文為古文”，指出方氏理論本質上與八股文相通，是尖銳而中肯的批評。
方苞本人的文章，以碑銘、傳記一類寫得最為講究，蓋因敘事之文，最易見“義法”。其長處在剪裁乾淨，文辭簡潔，有時尚能寫出人物的性格與神情。但對人物的褒揚中，總是滲透了封建倫理意識，少數山水遊記則板重絕倫。他的文章中最有價值的，應數《獄中雜記》，因是作者親身經歷，以往的憂懼和憤慨記憶猶新，文章記獄中種種黑暗現象，真切而深透，議論也較少迂腐氣。雖名“雜記”，卻條理分明，文字準確有力，可以見出方苞文章的功力。但這在方苞散文中屬於特例，不能代表其一般特點。
劉大櫆（1698—1779）字才甫，一字耕南，號海峰。晚官黟縣教諭，有《海峰文集、詩集》。他因文章受到同鄉方苞的嘉許而知名，並師事方苞，又為姚鼐所推重，在“桐城派”的形成中起著承先啟後的傳遞作用。同時，他也是“桐城派”與“陽湖派”之間的橋樑，“陽湖派”首領惲敬、張惠言都是他的再傳弟子。其文論主要見於《論文偶記》，對方苞之說有新的闡發。他進一步探求了文章的藝術形式問題，講究文章的“神氣”、“音節”、“字句”及相互間的關係，有云：
“義理、書卷、經濟者，行文之實；若行文自另是一事。”認為文章真正可以講究的，是在“行文”的“文法”上。就文法而言，“神氣者，文之最精處也；音節者，文字稍粗處也；
字句者，文之最粗處也。……神氣不可見，於音節見之；音節無可準，以字句準之。音節高則神氣必高，音節下則神氣必下，故音節為神氣之跡。”他的意思，是以音節即文章的韻律感為關鍵，透過音節來表現神氣。劉大櫆本人的文章，大都鏗鏘上口，音調高朗，有韻律之美。如《息爭》、《觀化》等，均有此特色。這一種主張和文章特點，對後來桐城派文人的影響頗大。
劉大櫆雖然並沒有脫出方苞的範圍（他是把“義理”作為毋庸置疑的前提來看的），但透過對“神氣、音節”的強調，表現了對文章的美感因素的重視。後來姚鼐在這方面又有新的闡發，我們放在後面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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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清代前期小說
清代前期小說承續晚明小說興盛的局面，不僅作品數量眾多，藝術上也有一定的成就。這表明隨著文化的漸漸普及，民間對這一類娛樂性讀物的需求仍在不斷增長，而文人喜以小說摹世態、抒性情的風氣也依然存在。但經過明代末年個性解放的思潮遭受挫折，再經過明清易代的歷史動盪，文人的性格已不再有晚明時代常見的狂放恣張，而多了些壓抑和扭曲，這在小說中也以曲折的、有時是不自覺的形態表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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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聊齋志異》等短篇小說
清代前期沿承晚明風氣從事白話短篇小說創作的主要是李漁（1611—1680）。他字笠翁，又字笠鴻，別署笠道人、湖上笠翁等，浙江蘭溪人。明末曾多次應鄉試，均不第，於是不再以功名為事；清初移家杭州，後遷居金陵，靠開書鋪印行通俗書籍、組織家庭戲班巡迴演出於官紳之家謀生。他才思敏捷，為人機智，又善於順遂時俗，結交廣泛；他常以半真半假的戲謔態度看待正統的價值觀，卻很重視生活享受，在飲食、器具、服飾、花木種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