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部和京劇在戲曲史的研究中是很重要的內容，從文學史來說，由於缺少劇本的根據，只能作簡單的介紹。
………………………………………………
第四章 清代中期的詩詞文
進入乾隆時代，明清易代的歷史震盪已經完全過去了。由於清朝統治者對中國固有文化傳統的尊重，使得漢族文化人於仕途經濟之外，尚能安身立命於經史、辭章之學，甚至，這一類學問的精深雅緻還有過於元明，因而民族對立的意識也更加淡化。清王朝作為中國歷史合乎正統的一環，已經被承認為無可置疑的事實。
而社會發展所造成的更具根本性的矛盾，這時重又單純而尖銳地刺激著人們的思考。雖然沒有形成晚明那樣顯著的社會思潮，但是，對封建專制下人格奴化現象的厭惡，對個人的創造才能無法實現而感到的苦悶，確實在清中期的文學中有著持久而深入的表現，這既見於小說，也見於詩文。而到了嘉慶、道光之際，隨著各種社會矛盾的深化和清政權由於自身的腐敗而漸漸失去對社會的強有力控制，終於出現了龔自珍那樣的更具有反抗意義的創作。
………………………………………………
第一節 清代中期的詩歌
康熙時，王士禛以倡導“神韻說”主盟詩壇，到了乾隆時代，這種詩論遭到沈德潛、袁枚、翁方綱等名家的反對。但他們所引導的方向，卻又各自不同。在乾隆詩壇上造成最大影響的，是袁枚所倡導的“性靈說”。
沈德潛（1673—1769）字確士，號歸愚，江蘇長洲（今蘇州）人。他生活年代較早，但六十七歲才中進士，官至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為乾隆帝所信重，故其影響詩壇主要是在乾隆時代。著有《沈歸愚詩文全集》，並編選了《古詩源》、《唐詩別裁集》、《明詩別裁集》、《國朝詩別裁集》（即《清詩別裁集》）等書。
沈德潛的詩論，一般稱為“格調說”。所謂“格調”，本意是指詩歌的格律、聲調，同時也指由此表現出的高華雄壯、富於變化的美感。其說本於明代七子，故沈氏於明詩推崇七子而排斥公安、竟陵，論詩歌體格則宗唐而黜宋。
但沈氏詩論的意義和明七子之說實際是不同的。因為他論詩有一個最重要和最根本的前提，就是要求有益於統治秩序、合於“溫柔敦厚”的“詩教”。其《說詩晬語》第一節就說：“詩之為道，可以理性情，善倫物，感鬼神，設教邦國，應對諸侯，用如此其重也。”這首先是從有益於封建政治來確定詩的價值。他也講“其言有物”和“原本性情”，卻提出必須是“關乎人倫日用及古今成敗興壞之故者，方為可存”，如果“動作溫柔鄉語”，則“最足害人心術，一概不存”（見《國朝詩別裁集·凡例》）。所以，按“詩教”的標準衡量，唐詩已經不行了。在宗唐和講求格調的同時，還須“仰溯風雅，詩道始尊”（《說詩晬語》）。因而沈氏的論調，和桐城派古文家雖推重唐宋八家之文，同時卻認為他們的思想仍不夠純正，還須追溯到儒家經典的態度非常相似。在詩歌的風格上，沈德潛把“溫柔敦厚”的原則和“蘊藉”的藝術表現混為一談，主張中正平和、委婉含蓄而反對發露。
總而言之，沈德潛的詩論是以漢儒的詩教說為本，以唐詩的“格調”為用，企圖造成一種既能順合清王朝嚴格的思想統治而又能點綴康、乾“盛世氣象”的詩風。但唐詩的“格調”同它的激情是分不開的，這種主張有其內在的不可克服的矛盾。所以，沈氏本人的詩作，大抵平庸無奇；有時也寫民生疾苦，但這不過是表現封建文人“憂國憂民”的姿態而已。只是他在各種選本中對一些古典作品的技術性分析，還說了不少內行話。
和沈德潛同時活躍於詩壇的厲鶚，則延續了查慎行所標舉的宋詩派方向。厲鶚（1692—1752）字太鴻，號樊榭，浙江錢塘（今杭州）人。他幼年喪父，家境清貧，性情孤直而好讀書，二十九歲時中舉，此後幾次應試都不第，於是把心思從仕進轉向了著述，有《樊榭山房集》，又編有《宋詩紀事》，擴大了宋詩派的影響。厲鶚的詩作，病在好用僻典、故事，用意也過於深刻，但一些近體短篇，仍能表現出他的孤寂的性格，有一種出俗的幽深清寒之意。沈德潛批評厲鶚：
“沿宋習敗唐風”（袁枚（答沈大宗伯論詩書》引），這是用他的“溫柔敦厚”的標準來衡量的。實際上宗宋的厲鶚至少還比號稱宗唐的沈氏有性情。下面是他的《冷泉亭》：
眾壑孤亭合，泉聲出翠微。靜聞兼遠梵，獨立悟清暉。木落殘僧定，山寒歸鳥稀。遲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