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宋的爭執，在他看來是全無意義的事。第三，從具體創作來說，他強調要有“才”、有“靈機”。“作詩如作史也，才、學、識三者宜兼，而才為尤先”，“詩人無才，不能役典籍、運心靈”（《蔣心餘蕺園詩序》），追求憑藉天才發露而造成的“忽正忽奇，忽莊忽俳，忽沉鷙忽縱逸”（《趙雲崧甌北集序》）等超越陳規的變化多端的風格。第四，在以性情、靈機為前提的情況下，也重視學習古人、精心磨鍊，主張“不學古人，法無一可”（《續詩品·著我》），並自述“愛好由來落筆難，一詩千改始心安”（《遣興》）。
袁枚的詩論同沈德潛、翁方綱的主張直接對立，和王士禛的“神韻說”則既相排斥又相關聯。他並不反對“神韻”的提法，《再答李少鶴》說：“僕意神韻二字，尤為要緊。……
神韻是先天真性情，不可強而至。”確實，“神韻”本來也是重性情的一種說法，但在袁枚看來，王士禛所追求的“神韻”因偏於朦朧，缺乏活躍的生機，所以指責他“不主性情”（《隨園詩話》）。袁枚主要是繼承晚明公安派“獨抒性靈，不拘格套”諸論，又汲取南宋楊萬里的意見，而構築成自己系統的理論。在追求詩的“工妙”上，他比公安派來得講究。
在當日的詩壇，這種理論對恢復詩歌的抒情功能和個性表現，有很重要的意義。
袁枚的詩歌創作有其顯著特色，但難稱大家。這與他的生活態度有關。他雖然思想敏銳，卻也能與世沉浮，能夠在風流生涯中自得其樂。像《自嘲》所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