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枚的詩歌創作有其顯著特色，但難稱大家。這與他的生活態度有關。他雖然思想敏銳，卻也能與世沉浮，能夠在風流生涯中自得其樂。像《自嘲》所寫的“有官不仕偏尋樂，無子為名又買春。自笑匡時好才調，被天強派作詩人”，令人感到他的痛苦已經自我消解得淡薄了。所以他的詩雖體式多樣，但不以厚重壯大、激情奔放為特色，而以新穎靈巧見長。
如《春日雜詩》：
清明連日雨瀟瀟，看送春痕上鵲巢。明月有情還約我，夜來相見杏花梢。
前兩句寫雨中春色初發，後兩句想象月華融漾在杏花梢的幽豔，而以明月有情、相約觀賞勾連前後，極為巧麗活脫。這種詩看似輕靈，但絕非草率寫成的。另外如“半天涼月色，一笛酒人心”（《夜過借園見主人坐月下吹笛》）；“十里煙籠村店小，一枝風壓酒旗偏”（《春橋》）；“人家門戶多臨水，兒女生涯總是桑”（《雨過湖州》）等等，都是這樣的名句。
袁枚也有些詩是關涉社會問題的。如《捕蝗曲》、《徵漕嘆》等都表現了士大夫傳統的責任感；而有些諷刺之作，尤能看出他的尖銳的個性：
晴太溫和雨太涼，江南春事費商量。楊花不倚東風勢，怎好漫天獨自狂？（《偶作》）
這首和《紙鳶》、《憎蠅》等詩，均以憎厭的語氣描繪一類人物的醜態：他們全無獨立人格，趨時附勢，卻洋洋自得，甚且不可一世。這種感受在乾嘉時期的文學中有特出的表現，這是值得注意的。
袁枚的性靈說在當時詩壇上引起很大的反響，反對者所在多有，同調者亦復不少。乾隆時代與袁枚並稱“江右三大家”的蔣士銓、趙翼以及鄭燮等人都與袁枚有交往並多少受到他的影響①。
①《清史列傳·鄭燮傳》稱鄭“與袁枚未識面”，誤。袁有詩敘兩人晚年交往事。
趙翼（1727—1814）字雲崧，號甌北，江蘇陽湖（今常州）人。乾隆中期進士，官至貴西兵備道。晚歲辭官，專心著述，尤深於史學，《廿二史札記》、《陔餘叢考》為世所重；
文學方面有《甌北詩鈔》和《甌北詩話》。趙翼論詩與袁枚相近之處，是以創新為最高標準，絕不甘落人後，更不用說模擬。有《論詩》絕句：
李杜詩篇萬口傳，至今已覺不新鮮。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
不要說見解卓異，即從此詩看作者的精神氣質，亦是傲然不群。
趙翼為詩不主一格，無所不入，個性分明、才情豪放是其長。如《野步》：
峭寒催換木棉裘，倚杖郊原作近遊。最是秋風管閒事，紅他楓葉白人頭。
雖也有傷秋之意，卻不願寫成悲嘆之辭，在鮮明的色彩中表現出健朗的意氣。
他的另一部分詩好發議論，思想機智而敏銳。如《後園居詩》之三從自己的諛墓之作聯想到史籍的可疑，《閒居讀書》之六從看戲者因所處位置不同而所見各異譬喻讀書的道理，都有能啟發人思考的見解。詠史而感時的《讀史二十一首》更集中表現了這一特點。如第八首論“二十四孝”中“郭巨埋兒”故事，與袁枚早年所作《郭巨論》一樣，對封建道德中反人性的東西的加以抨擊，開頭“衰世尚名義，作事多矯激”二句，指出貌善而實惡之事，每因求名而起，下筆峻切。又如第七首：
康成居北海，黃巾拜其門。遠公居廬山，問答到盧循。固由素行高，能使劇盜馴。亦見當時風，法網漏纖鱗。弗以形跡疑，共推德服人。使其遇黠吏，早以通賊論。管汝儒與釋，且試吏威伸。
鄭玄和慧遠先後為“劇盜”所敬重，是史家美談，一般人所想到的是他們能以德服人，如顧炎武《不其山》“為問黃巾滿天下，可能容得鄭康成？”亦取此意並以鄭玄自喻。但趙翼詩中，卻說當法網苛嚴之時，這種事情決不能逃脫“通賊”的罪名，從而對現實加以尖銳的諷刺。這種作品以詩的藝術性來要求自然有所不足，卻頗具思想力量，也表現了作者的個性。
蔣士銓對於詩的見解也與袁枚相近。但他為人拘謹，思想頗為陳腐，雖說作詩技巧較高，卻缺乏趙翼那種洋溢的神采。擅長七言，有一首《看書》生動地描摹出書法的美感，較有特色：
老眼觀書如讀畫，峰巒溪壑太分明。成文波縐循行出，著紙菸雲逐字生。窈窕態宜橫側看，飛凌心許破空行。百回愈見軒昂甚，舉手捫來覺未平。
鄭燮（1693—1765）字克柔，號板橋，江蘇興化人。乾隆初進士，曾為山東範縣、濰縣知縣，有政聲。後因為災民請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