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觸忤大吏，被罷官，回揚州賣書畫為生，是一位著名的書畫家。有《鄭板橋全集》。
鄭燮出身貧困，得仕進，以做好官為人生志願，服膺儒家的政治理想，但也很嚮慕徐渭、袁枚那樣的自由放達之士，有憤世之心。大致而言，他是一個稍帶狂誕習氣，而思想和性格卻並不敏銳和強烈的正直人士。就像他的書畫，有些“怪”味卻並不放縱，其實還是比較秀雅的，內蘊也比較淺。
他的詩一部分集中反映民生疾苦，如《孤兒行》、《逃荒行》、《姑惡》、《私刑惡》、《悍吏》等，都很具體真切而富於同情心，為一般詩人所少有。尤其《姑惡》篇，寫一個小媳婦受婆婆殘酷折磨的情形，典型地反映了舊中國農村的一種非人道的現象。只是因為作者立意於勸世，所以重敘述而未能深入人物內心，作為詩歌仍不免有缺憾。此外多山水紀遊及題畫之作。作者對這一類詩不很重視，曾自我批評說：“古人以文章經世，吾輩所為，風月花酒而已。”（《後刻詩序》）故所至不遠，大抵語言自然淺切，不喜模擬，是一種優點，但缺少特異的感受和別出一格的創造。律詩尤嫌輕滑不著力，絕句較明快，有些表現出他的性格。如下面一首：
烏紗擲去不為官，囊橐蕭蕭兩袖寒。寫取一枝清瘦竹，秋風江上作漁竿。（《予告歸裡，畫竹別濰縣紳士民》）
年輩稍晚的詩人中，黃景仁亦曾與袁枚有交往，張問陶的詩曾受到袁枚的讚賞。他們的創作都富於個性和才情，對壓抑人性的封建文化表示了強烈的不滿。在詩歌藝術上，黃景仁的成就更加特出，譽之者稱“乾隆六十年間，論詩者推為第一”（包世臣《齊民四術》）。
黃景仁（1749—1783）字仲則，又字漢鏞，號鹿菲子，江蘇武進人。四歲喪父，因家貧，早年即為謀生奔走四方。曾任武英殿書籤官，後納捐為縣丞，候選時為債家所逼，欲往西安依陝西巡撫畢沅，病死於途中，年僅三十五。有《兩當軒集》。黃景仁多次應試不中，一生潦倒而多病，窮愁困頓的生活實情也就成為其詩歌的主要內容，如“我生萬事多屯蹶，眄到將圓便成闕”（《中秋夜雨》），“全家都在風聲裡，九月衣裳未剪裁”（《都門秋思》），“慘慘柴門風雪夜，此時有子不如無”（《別老母》），寫盡寒士的悲酸。但僅以此來看待黃仲則是遠遠不夠的，在他的詩中，還常常表現出對於人格尊嚴的珍視和由此產生的孤傲之情。典型的如《圈虎行》，寫他在北京所見的一次馴虎表演，透過描繪這隻猛獸任人驅使、做出各種貌似威風而實則“媚人”的架式，抒發了在統治力量的威壓下人性被扭曲而失去自然天性的沉痛悲哀，具有呼喚英雄人格迴歸的潛在意義。著名的《雜感》則寫道：
仙佛茫茫兩未成，只知獨夜不平鳴。風蓬飄盡悲歌氣，泥絮沾來薄倖名。十有九人堪白眼，百無一用是書生。莫因詩卷愁成讖，春鳥秋蟲自作聲。
此詩情緒雖比較低落，但那種自視甚高的兀傲，和堅持要在人世間發出自己聲音的固執，仍可以感受到他那種在輾轉不遇的處境下的頑強性格。這一類詩，反映著乾隆時代文學中個體意識的復甦和強化。
黃景仁的詩以七言之作（包括古體和律絕）最能顯現其特有的氣質，風格深受唐詩影響，但又自出機杼。
對古代詩人，黃景仁最推崇李白，自稱“我所師者非公誰”（《太白墓》）。而長期漂泊、困苦勞頓卻又見聞廣博的生活也使他的詩（尤其是七古）“益奇肆，見者以為謫仙人復出也”（洪亮吉《黃君行狀》），特別是那些描寫壯麗飛動的景色以抒發磊落恣放之情的篇什，明顯透出李白詩的風味，又兼有韓愈、李賀詩的成分。如寫錢塘江觀潮：“才見銀山動地來，已將赤岸浮天外。砰巖磓嶽萬穴號，雌呿雄吟六節搖。”
（《觀潮行》）他二十四歲時參加安徽學政朱筠（號笥河）在採石磯太白樓舉行的盛會，即席寫下《笥河先生偕宴太白樓醉中作歌》，詩中“是日江上同雲開，天門淡掃雙蛾眉。江從慈母磯邊轉，潮到然犀亭下回”的恣肆而細緻的摹寫和“高會題詩最上頭，姓名未死重山丘。請將詩卷擲江水，定不與江東向流”的舒放而自信的情懷，都讓人明顯感到詩人才華的躍動。據說此詩曾讓與會士子擱筆，人譽之為可與王勃當年在滕王閣作賦相比。
黃景仁的七言律絕能廣採博取而自成一格，語言自然秀逸，意象鮮明而具有獨創性，感情表達得很深細，有晚唐特別是李商隱詩的風味，如《感舊》、《綺懷》等篇。“獨立市橋人不識，一星如月看多時”（《癸巳除夕偶成》）寫孤寂心情，“似此星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