娛樂性讀物。一些歷史傳奇小說，如《水滸後傳》、《說岳全傳》等，則較多受到正統意識的影響。到了清代中期，沿著《金瓶梅詞話》的寫實傳統，終於出現了中國小說史上兩部偉大的作品——
《儒林外史》和《紅樓夢》，這是清代文學了不起的收穫。這兩部小說所描寫的生活內容並不相同，但都反映了在沉悶壓抑的社會環境中，人性無法得到健康和自由的發展，反映了具有獨立人格理想的才智之士內心中深深的失望與困苦，這和後來龔自珍詩歌的基調是一致的，同時也是對晚明文學精神的再度伸張。而在藝術上，這兩部小說對人性複雜性的理解之深刻、描摹之細緻，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儒林外史》作為長篇小說而言，結構是不完美的，甚至很難說是嚴格意義上的長篇小說，但作者把握人物性格的準確和敘述態度的冷靜，比之多少有些浪漫色彩的《紅樓夢》更接近現代小說。
清代前期的戲劇延續了晚明的繁盛局面，而藝術精神同樣有所變化。明末清初的作家中，李漁的劇作同其小說一樣是偏重娛樂性的，在重視戲劇結構和舞臺演出效果方面，他繼承和發展了吳炳戲劇的特點；他的《閒情偶寄》中所提出的戲劇理論，也比前人更為清楚和系統地總結了戲劇藝術的特點和要求。但他的作品很少反映深刻的社會矛盾與熱烈的人生追求。而李玉則代表著以舊道德來挽救所謂“頹世”的傾向，成為對晚明文學精神的反撥。他的《一捧雪》歌頌忠僕，表彰了奴隸道德；《清忠譜》歌頌忠臣，思想也很陳腐。
到了康熙年間，先後出現了清代的兩大名劇——洪昇的《長生殿》和孔尚任的《桃花扇》。洪昇將其《長生殿》自比於《牡丹亭》，在歌頌“情”可以超越生死的力量上，它也確與《牡丹亭》一致。但《長生殿》所寫的是歷史題材，劇中男女主人公是皇帝和妃子，歌頌他們的愛情在道德上完全是合乎傳統規範的，這和《牡丹亭》富於挑戰性和富於激情的特點是完全不同的。這種變化，和《聊齋志異》同“三言”、“二拍”的關係很有相似之處。《桃花扇》作為一部透過兒女之情反映朝代興亡的歷史劇，其傑出之處在於表現了劇烈的歷史變化給人們帶來的失落感與悲涼情緒，但作者對晚明歷史的解釋，其實還是正統的和官方化的。總之，清前期的兩大名劇與清中期的兩部傑出的長篇小說，不屬於同等水平。而整個清代戲劇就劇本創作即文學方面而言，到清中期已嚴重衰退，這也和小說的情況不同。
清代文學的成就主要是出現在前期和中期。在這一相連貫的歷史階段中，中國古代曾經出現的各種文學樣式都有許多創作，都有一些優秀的作品，這是其他時代所沒有的特點。
從這個意義上說，清代文學可以說是中國古典文學的總結。另外，清代文人普遍地推重學術文化修養，愛好精細雅緻之美，這對於各類文學創作均有多少不等的影響。就是在作為通俗文學樣式的長篇小說《紅樓夢》中，也可以看出作者的學養和文筆的精緻。這也是以前的文學中比較少見的。
但最值得注意的是，從清前期到中期，中國文學中所蘊藏的變革力量正在重新恢復生氣，倘以龔自珍為代表，可以說它已經達到了新的高度和強度。所以，倘認為“五四”新文化完全是外來影響的結果，這只是短視之見。否認孔子的思想權威早就見於李贄，強調個人意志的尊嚴又重見於龔自珍，這是曲折而連貫的過程。梁啟超說：“光緒間所謂新學家者，人人皆經過崇拜龔氏之一時期，初讀《定庵文集》，若受電然，稍進乃厭其淺薄。”（《清代學術概論》）可見龔自珍的思想情趣在本質上與清末的思想變革相通，所以即使沒有外來文化的衝擊，這一過程最終也要導向“五四”新文化的結果，只是其形態會很不一樣。
從鴉片戰爭到辛亥革命約七十年間，中國社會處於激烈的動盪之中。歷經鴉片戰爭、太平天國運動、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曾經出現過所謂“同治中興”，洋務運動為這種“中興”的標誌。但隨後在甲午中日海戰中，中國又被剛剛崛起的日本打敗。洋務運動可以說是一種穩健的變法改良運動，而面臨日益危急的形勢，甲午戰爭以後一種更為激進的變法改良運動迅疾興起，這就是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受到光緒皇帝支援的戊戌變法。當戊戌變法失敗以後，中國又一次遭到八國聯軍的侵略，而清王朝的腐敗無能終於使人們徹底失望，以反清排滿和民主共和為兩大基本口號的革命運動終於徹底推翻了清王朝的統治，結束了中國封建社會的歷史。但辛亥革命並不是充分意義上的和成熟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它是中國特殊歷史條件下的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