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以《薤露》之歌，座中聞者，皆為掩涕”。這似乎常常在提醒自己：樂極生悲，歡盡哀來。從中可以感受到漢人普遍的感傷氣質。
生命的短促，是人類永遠無法克服的事實。出於對美好人生的珍愛，因此而感到悲傷，也是自然的感情。而同樣從這種傷感出發，人們又表現出不同的人生態度。《長歌行》強調了努力奮發：
青青園中葵，朝露待日晞。陽春佈德澤，萬物生光輝。常恐秋節至，焜黃華葉衰。百川東到海，何日復西歸？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
詩人以朝露易晞、花葉秋落、流水東去不歸來比喻生命的短暫和一去不復返，由此詠出了“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的千古絕唱。而面對同樣事實，在《怨歌行》中，得出的結論是“當須蕩中情，遊心恣所欲”；《西門行》更進一步說：“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從今天的眼光看，《長歌行）所提倡的，或許更為積極可取。但《怨歌行》、《西門行》所提倡的及時享樂，也包含著緊緊抓住隨時可能逝去的生命的意識。漢樂府民歌中還有一些遊仙詩，也是以一種幻想的方式，來反抗生命短促的事實。漢樂府民歌的這一種特色，與同時代的文人詩大體上是一致的，只是民歌中表現得更為強烈而直露。到了魏晉南北朝時代，感嘆人生短促，並由此出發尋求各種解脫的途徑，更成為文學尤其是詩歌的中心主題，遊仙詩也進一步發展。所以，在文學史上，這也是值得重視的現象。
第五，漢樂府民歌表現了生動活潑的想象力。如《枯魚過河泣》中的枯魚（魚乾）竟然會哭泣懊悔，並會寫信給其他魚類，告誡它們出入當心；《戰城南》中的死者，竟會對烏鴉說話，要求烏鴉為他嚎喪；《上邪》所設想的一連串不可能之事，都有“異想天開”之妙。它的比喻也常常出人意表。如《古歌》以“腹中車輪轉”喻憂愁迴圈不息；《薤露》以草上之露喻人生之短促；《豫章行》以山中白楊被砍伐運走、與根相離，喻人被迫離鄉，等等。這種生動活潑的想象力，是先秦詩歌和漢代文人詩中較少出現的。陳本禮《漢詩統箋》評《鐃歌十八曲》說：“其造語之精，用意之奇，有出於《三百》、楚騷之外者。奇則異想天開，巧則神工鬼斧。”其實，這也是整個漢樂府民歌的普遍特色。這一特色也給後人以一定的啟發。
第六，漢樂府民歌使用了新的詩型：雜言體和五言體。其整個趨勢，則是整齊的五言體越來越佔優勢。
雜言體詩在《詩經》中已有，如《式微》、《伐檀》等篇。但《詩經》中這種詩為數甚少，在大量的四言體詩中，顯得很不起眼，而且就是雜言體的詩，句式的變化也較小。楚辭中的多數作品，句式也不是整齊劃一的，但總是有些規則，大體上以五、六、七言句為主。漢樂府民歌則不然，它的雜言體詩完全是自由靈活的，愛怎麼寫就怎麼寫，一篇之中從一二字到十來字的都有。應該說，民歌的作者，只是按照內容的需要寫詩，並不是有意要寫成這樣，也就是說，並不是有意要創造一種新的詩型。但它的雜言形式，確實有一種特殊的美感，和藝術表現上的靈活生動之便。所以到了鮑照等詩人，就開始有意識地使用樂府的雜言體，以追求一定的效果；到了李白手中、更把雜言體的妙處發揮到極致。於是，雜言也就成為中國古詩的一種常見型別。
西漢的樂府民歌中，《鐃歌十八曲》全都是雜言，《江南》則是整齊的五言。另外，像《十五從軍徵》等也有人認為是西漢作品。但不管怎樣說，到了東漢以後，樂府民歌中整齊的五言詩越來越多，藝術上也越來越提高，是沒有疑問的。這個過程，大概是同漢代文人詩相互影響、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在東漢中後期，文人的五言詩也日趨興盛。而且，一般所說的“民歌”，尤其是上述語言技巧相當高的“民歌”，也難以排斥經過文人修飾甚或出於文人之手的可能。在漢代樂府民歌中和文人創作中孕育成熟的五言詩體，此後成為魏晉南北朝詩歌最主要的形式。
第三節 《陌上桑》與《孔雀東南飛》
《陌上桑》與《孔雀東南飛》是漢樂府民歌中的最優秀的作品，也是敘事詩的代表作。
《陌上桑》一名《豔歌羅敷行》，又名《日出東南隅》，是一篇喜劇性的敘事詩。它寫一個名叫秦羅敷的美女在城南隅採桑，人們見了她都愛慕不已，正逢一個“使君”經過，問羅敷願否跟他同去，羅敷斷然拒絕，並將自己的丈夫誇耀了一通。《陌上桑》的母題淵源甚遠。中國古代的北方盛產桑樹，養蠶業也相當發達，每當春天來臨，婦女們便紛紛採摘桑葉，《詩經·魏風》的《十畝之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