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一段話，頗可概見其文內容和風格兩方面的特色：
豪人之室，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群，徒附萬計。船車賈販，周於四方；廢居積貯，滿於都城。琦珞寶貨，巨室不能容；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妖童美妾，填乎綺室；倡謳伎樂，列乎深堂。賓客待見而不敢去，車騎交錯而不敢進。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敗而不可飲。睇盼則人從其目之所視，喜怒則人隨其心之所慮。
文中批判了豪門之奢侈，用的幾乎完全是駢文。此外，仲長統的散文還表現出濃厚的個體意識。他自敘志向雲：
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匝，竹木周布，場圃筑前，果園樹後。舟車足以代步涉之艱，使令足以
息四體之役。養親有兼珍之膳，妻孥無苦身之勞。良朋萃止，則陳酒餚以娛之；嘉時吉日，則烹羔豚以奉之。躕躇畦苑，遊戲平林。濯清水，追涼風。釣遊鯉，弋高鴻。諷於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安神閨房，思老氏之玄虛；呼吸精和，求至人之彷彿。與達者數子，論道講書，俯仰二儀，錯綜人物。彈南風之雅操，發清商之妙曲。消遙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則可以陵宵漢出宇宙之外矣！豈羨夫入帝王之門哉！（《後漢書》本傳）
這一節對理想人生的描述，體現了士人與政權的疏離、國家意識的淡薄和個人意識的強化。它反映著當時社會的兩大背景：一是士族莊園經濟的興起；一是由於政治黑暗、社會動盪，使得士人不再願意把人生價值建立在為帝王效忠的基礎上。這種人生觀，是以前的漢代文學中所未曾出現過的，而與魏晉文學相一致。
東漢後期有名的政論家還有崔寔和荀悅。崔寔（生卒不詳）字子真，一名臺，字元始，涿郡安平（今屬河北）人。據《後漢書》本傳說，他於桓帝時“論當世便事數十條，名曰《政論》，指切時要，言辯而确，當世稱之。仲長統曰：‘凡為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座側。’”荀悅（？—２０９）字仲豫，潁川潁陰（今河南許昌）人。據《後漢書》本傳說：“靈帝時，閹官用權，士多退身窮處，悅乃託疾隱居，時人莫之識。……悅志在獻替，而謀無所用，乃作《申鑑》五篇，其所論辯，通見政體。”可見《申鑑》和《政論》都是批判社會現實之作，文章風格也都是工麗整齊的。
東漢後期的著名散文家還有蔡邕。蔡邕（１３３—１９２）字伯喈，陳留圉（今河南杞縣）人，曾仕為左中郎將，故又稱“蔡中郎”。有《蔡中郎集》。他是東漢後期散文的代表作家之一，文章清麗典雅，開創了新的風氣，在當時和後來均極受人重視。蔡邕的散文中也不乏批判社會現實的內容。如《宗廟疊毀議》在稱讚了東漢前期各代君主的清明政治後說：“自此以下，政事多釁，權移臣下。”建議廢除東漢中後期各代君主的廟號，對東漢中後期政治加以否定。又如《薦太尉董卓表》說：“周遭奸臣孽妾，制弄主權，累葉相繼，六十餘載，火炾流沸，浸以不振，威移群下，福在弄臣，海內嗷嗷，被其傷毒。”批判的態度更為嚴厲。蔡邕所續修的東漢國史，也被王充比作與《史記》一樣的“謗書”，遭到焚燬。即使他的常被人稱為“諛墓”文字的碑文，也多處反映了士大夫與宦官的鬥爭。
除以上諸名家之外，東漢後期還有一些散文名篇，如陳蕃的《理李膺等疏》、李固的《遺黃瓊書》、朱穆的《與劉伯宗絕交書》和《崇厚論》等，也都反映了東漢後期的社會現實，具有相當濃厚的批判意識或個體意識。尤其是朱穆的《崇厚論》，說得尤為坦率大膽：“故率性而行謂之道，得其天性謂之德，德性失然後貴仁義。是以仁義起而道德遷，禮法興而淳樸散，故道德以仁義為薄，淳樸以禮法為賊也！”這裡引用老莊的論點，把“道德”解釋為率任人的天性，而把“仁義”、“禮法”視為破壞自然而淳樸的道德的東西，在當時提出這一種倫理哲學，其實際意義在於否定統治者以“仁義”的名義和“禮法”的規定所確立的社會規範。這已開魏晉時期嵇、阮主張之先聲。
除了批判性的政論散文，如秦嘉的《與妻徐淑書》和《重報妻書》這一種敘寫夫妻感情的散文也值得注意。前者雲：
不能養志，當給郡使。隨俗順時，僶俛當去。知所苦故爾，未有瘳損，想念悒悒，勞心無已。當涉遠路，趨走風塵，非志所慕，慘慘少樂。又計往還，將彌時節。念發同怨，意有遲遲。欲暫相見，有所屬託，今遣車往，想必自力。
所說均日常生活之事和夫妻離別之情，卻娓娓道來，別有情致。像這樣的散文，是以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