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坡羊〕……則為俺生小嬋娟，揀名門一例一例裡神仙眷。甚良緣？把青春拋的遠。俺的睡情誰見？則索因循靦腆。想幽夢誰邊，和春光暗流轉。遷延，這衷懷那處言？淹煎，潑殘生除問天！（《牡丹亭·驚夢》）
這是多麼強烈的渴望，多麼深沉的痛苦！《摽有梅》與此相比，只不過是一種微溫的要求罷了。而這也正是理所當然的：既然個人在社會上只處於從屬的地位，自我是剋制的物件，個人的要求自不宜強烈，以免喧賓奪主。《詩經》的“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怨而不怒”等等特點，就是由此而形成。到了湯顯祖的時代，出現了一種比較尊重個性、肯定慾望的思潮，所以上引杜麗娘的說白和唱詞就有些哀而傷、怨而怒，而當她在夢裡與柳夢梅相會時，更顯示出了樂而淫的特色。
由於個人的感情受到抑制，也就難以對人的內心世界作具體、細緻的開掘；其所致力的，乃是境界的造成。例如本文開始時引述過的《秦風·蒹葭》，其含蓄、渾成的悵惆之情確很感人，而且也含有某種人生哲理：人的一生是經常地處於這種無可奈何的追求之中的吧！這首詩之成為千古傳誦的名篇，原非偶然。然而，在這首詩裡並沒有對人的內心世界作任何具體描繪。這固然對《蒹葭》的成就毫無損害，然而，當這種不具體、細緻地開掘人的內心世界的做法成為文學的普遍現象時，就會限制敘事文學（特別是虛構的敘事文學）的發展，因為不容易把人物寫好；我國自《史記》以後，在很長時期裡都未能出現敘事文學的傑構，直至元、明兩代才有優秀的戲曲作品和長篇小說出現，就足以說明這一點，何況《史記》也並非嚴格意義上的敘事文學。另一方面，這對抒情詩也不無影響。我國古代的抒情詩雖很發達，但在早期的作品裡，有鮮明的個性特點的並不多，連《古詩十九首》這樣的優秀之作，也沒有顯示鮮明的個性特色。——這是隻要跟後來的若干名篇稍作比較就可以明白的。例如，曹操的《短歌行》、《步出夏門行》，李白的《戰城南》、《將進酒》，杜甫的《三吏》、《三別》等都具有明顯的個人特點，沒有誰的詩篇的風格與之相似；《古詩十九首》顯非出於一人之手，但大部分作品的風格卻頗為接近。其所以如此，是因為除了無所顧忌地顯示其感情或有某種特殊原因的人以外①，人的個性特點都深藏於其內心世界中，如不注意開掘內心世界，也就不易顯出個性特點。
在中國古代文學發展的較早時期所出現的上述現象，在歷史的行進過程中不斷地改變。其速度有時較快，有時較慢，有時甚或出現曲折、倒退，而其最終結果仍是向前進展。大致來說，隨著社會生產力的提高，人類所受自然界的威脅和壓迫逐步減弱，像最初那樣地必須把人群緊密地凝聚起來使之嚴格地按照群體意志（儘管有時是異化了的群體意志）去行動才能維持人類生存的局面漸漸改變，個人的權利、自由、慾望、尊嚴等慢慢地得到尊重，而不再是一味地以群體利益去壓抑或取代個人利益了②。由此，１８世紀唯物主義者所闡述的“人的一般本性”蘊含的個人原則就在我國古代文學中日漸凸現。於是有了“勸百諷一”地渲染享樂生活的漢代大賦，沉溺於個人哀樂的抒情小賦，向個人本位滑行的魏、晉、南朝文學，個人感情更為多姿多彩的唐詩、宋詞；至於元、明以還的戲曲、小說，更多為慾望世界的展示。在這樣的演變過程中，就總體來說，文學作品的內容越來越多樣豐富，越來越注意到個人的利益，從而對人的內心世界的揭示越來越深入、具體和細緻；總之，越來越閃耀著人性——“人的一般本性”——的光輝，同時也越來越顯出個人特色的印記。舉個具體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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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曹操、李白屬於前一類，杜甫屬於後一類。杜甫感情強烈，但他又力圖加以抑制，而使之符合儒家規範。強烈的感情與強力的束縛相互碰撞而形成其所獨有的沉鬱的風格。
②此類事例，不勝列舉。例如，封建包辦婚姻就是維護群體——家族——利益的婚姻，很少考慮個人——當事人——的利益；後來的自由結婚則首先考慮當事人的個人利益。
《詩經·鄭風·將仲子》裡的女孩子為了害怕“父母”、“諸兄”和“人之多言”，就要求與自己相愛的男青年別再越牆來找她；五代時牛嶠所作《菩薩蠻》詞裡的女子則勇敢地表明瞭自己決心：“須作一生拚，盡君今日歡。”她已經不像《將仲子》裡的女孩子那樣，屈服於群體的壓力而馴順地犧牲自己的愛情；卻寧可為了愛情而犧牲自己的一生。然而，可能給她的這一愛情帶來嚴重後果的是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