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個人作用，給予強有力的肯定。《齊策》中記顏斶見齊宣王，王呼：“斶前！”斶亦呼：“王前！”他還滔滔不絕地論證了國無士則必亡，故“士貴耳，王者不貴”的道理。《秦策》中讚揚蘇秦，“特窮巷掘門桑戶棬樞之士”，卻使得“天下之大，萬民之眾，王侯之威，謀臣之權，皆欲決於蘇秦之策”。這當然是誇大的，但這誇大中顯示了策士們的自信，也是平民中優異人物的自信。
《戰國策》還熱情謳歌了多位義俠之士的豪情壯舉。
“俠”也是一種遊離於統治集團、不受權勢拘勒的人物。他們以自身的標準、個人的恩怨來決定自己的行動，重義輕生，感情激烈，顯示出具有平民意味的道德觀。所以“俠”總是為放任不羈的人們所喜愛。
總而言之，《戰國策》既體現了時代思想觀念的變化，也體現出戰國遊士、俠士這一類處於統治集團與庶民之間的特殊而較為自由的社會人物的思想特徵，不完全是為了維護統治秩序說話。由於《戰國策》突破了舊的思想觀念的束縛，又不完全拘泥於歷史的真實（當然從歷史學的眼光看這是缺陷），所以就顯得比以前的歷史著作更加活潑而富有生氣。從文學上看，《戰國策》的特色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是富於文采。《左傳》也是以文采著稱的，但兩者相比照，可以看到《戰國策》的語言更為明快流暢，縱恣多變，委曲盡情。無論敘事還是說理，《戰國策》都常常使用鋪排和誇張的手法，絢麗多姿的辭藻，呈現酣暢淋漓的氣勢。在這裡，語言不僅是作用於理智、說明事實和道理的工具，也是直接作用於感情以打動人的手段。如《蘇秦始將連橫》、《莊辛說楚襄王》等篇，都是顯著的例子。
第二，《戰國策》描寫人物的性格和活動，更加具體細緻，也就更顯得生動活潑。《左傳》描寫人物，大抵是簡筆的勾勒。
如前面舉出的重耳向懷贏陪罪的例子，雖然也能傳神，畢竟過於簡單。而《戰國策》中，如《齊策》寫馮諼，一開始，描繪他三次彈鋏而歌、有意索求更高物質待遇的奇特行為，初步刻畫了他的不同凡響而又故弄玄虛的性格。接著，展開了“馮諼署記”、“矯命焚卷”、“市義覆命”、“復謀相位”、“請立宗廟”等一系列波瀾起伏的情節，將這位有膽識、有策略、有手段，同時也是恃才自傲、多辭善辯的“奇士”風采，表現得淋漓盡致。著名的《荊柯刺秦王》一篇，更是精彩紛呈，激動人心。易水送別的一節這樣描寫：
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築，荊軻和而歌，為變徽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為羽聲慷慨，士皆瞋目，發盡上指冠。於是荊軻遂就車而去，終已不顧。
這段描寫力極強。文章大師司馬遷作《史記·刺客列傳》，對有關荊軻的部分，也大量抄錄了《戰國策》的原文。“燕趙多慷慨悲歌之士”的美名，也由此傳聞天下。
第三，《戰國策》所記的策士說辭，常常引用生動的寓言故事，這也是以文學手段幫助說理。這些寓言，形象鮮明，寓意深刻，又淺顯易懂，獨立地看，也是中國文學寶庫中璀璨的明珠。諸如“鷸蚌相爭，漁翁得利”、“畫蛇添足”、“狐假虎威”、“亡羊補牢”、“南轅北轍”等，歷來家喻戶曉。由於《戰國策》在相當程度上背離了中國古代的正統思想，常常受到嚴厲的批評。但以歷史的眼光來看，它正是體現了戰國時代活躍的思想氛圍。它對語言藝術的重視，在這方面取得的成就，在文學史上更具有承上啟下的作用。秦漢的政論散文、漢代的辭賦，都受到《戰國策》辭采華麗、鋪排誇張的風格的影響；司馬遷的《史記》描繪人物形象，也是在《戰國策》的基礎上更為向前發展。
第三章 諸子散文
諸子散文，是春秋戰國時代各個學派闡述自己學說的著作，是百家爭鳴的產物。其思想各據一端，精彩紛呈。正因為它是隨著爭辯的風氣而發展起來的，其基本趨向，就是從簡約到繁富，從零散到嚴整。愈是後期的著作，篇幅愈宏大，組織愈嚴密。
就本來的意義說，諸子散文是政治、哲學、倫理等方面的論說文，不是文學作品。但同歷史散文一樣，多少不等地包涵著文學因素，在文學史上具有一定價值。再從更大的範圍，即文化史的意義來說，諸子的思想，尤其是儒家和道家的思想，影響中國一代又一代的知識分子，這也是研究中國文學史所不可忽視的。
第一節 孔丘與《論語》
孔丘（前５５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