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應的思想文化措施來維護和加強它的統治，戰國時代百家爭鳴的狀態，是不能繼續下去了。秦始皇在統一文字、法令、衣冠建制的同時，又下令進行思想控制：各國史書，除《秦紀》外一律燒燬；除官方博士所掌管的書籍，民間所收藏的《詩》、《書》及“百家語”一律交公焚燒；有敢於談論《詩》、《書》的，概處以死刑。他還一舉坑殺儒生四百六十餘人。他試圖把愚民政策和嚴刑酷法作為統治國家的基礎，但事實證明這是行不通的。
西漢王朝建立後，在多方面繼承了秦的制度，但在刑法和文化控制方面，則採取較為簡約寬鬆的政策。立國不久，朝廷廢除了秦的“挾書律”，大規模收羅文籍，並允許各家學說流行。主張“清靜無為”即減少國家對社會生活所加干涉的黃老思想，一度非常興盛。但這顯然不是最適合中央集權制度的學說。秦始皇控制社會思想文化的設想，對漢王朝仍然是有用的，不過需要採取比較合理可行的方式去實現。於是，漢武帝採納了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建立起完整的社會統治思想，並在政治制度上把讀經和士人求官謀祿的出路密切結合，使讀書人全都成為儒生，從而有效地結束了百家爭鳴、眾說紛紜的歷史。
但漢代的儒學，已經截然不同於先秦的儒學。本來意義上的孔孟之道，雖然也是為統治者提供統治方法的政治和倫理學說，但畢竟是在野的、帶有相當理想色彩和批評成分的學說。而董仲舒所建立的新儒學，則完全是一套官方統治思想，它吸收了孔孟思想中若干有用的成分，又糅合陰陽家和法家思想，形成一種以維護皇權的絕對性為目的，融政治、宗教、倫理、刑法為一體的實用之學。當然應該看到，這是順應著當時歷史需要的產物。
統一帝國的建立，無疑為生產力的發展提供了巨大動力。據《史記·平準書》記述，漢武帝時代，國家的經濟力量十分雄厚，“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鉅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利用這樣的經濟力量，漢武帝一方面大興土木，廣建宮室，以滿足他的奢侈慾望，同時大力向外開拓。控制西南，北擊匈奴，溝通西域，不但穩定和擴充套件了國家的邊疆，解除了長期以來北部地區受遊牧民族武力侵擾的威脅，而且大量引進了外來文化，形成歷史上第一次中外文化交流的熱潮。漢王朝以前代所未有的恢宏氣度，出現在世界舞臺。
透過“獨尊儒術”建立思想統治，自然會極大地束縛學術文化的自由發展。特別在哲學、政治學、倫理學方面，再也看不到戰國時代自由活潑的氣氛。但儒學本身又包涵以文化手段調節社會關係、穩定社會秩序的意識；統治階級也需要總結歷史經驗，需要精神文化的享受，因此漢王朝的文化建設，在受到嚴重束縛的情況下，仍然取得很多成就。我們現在看到的先秦典籍，基本上都是經過漢代官方的整理而儲存下來的。《史記》這樣宏偉的著作，也只有在漢武帝那樣壯麗的時代才能產生。此外，武帝時大規模擴充樂府機構，重視採納來自民間和異域的“新聲變曲”，有力地促進了音樂和文學的繁榮。到西漢末，樂府規模更發展到八百多人。透過以上一些簡單的例子，我們已經可以大略窺見西漢文化的盛況。
西漢覆滅以後，劉秀（光武帝）依靠地方豪族勢力，並利用農民起義軍，建立東漢王朝。光武帝、明帝、章帝三代半個多世紀中，東漢保持了興旺的勢頭。自和帝以後，高層權力結構顯示不穩定的趨勢。但東漢的經濟文化，總體上仍有很大發展，不能因政治上的不穩定而加以否定。東漢的首都洛陽，不僅是一個政治中心，而且是一個商業發達、消費程度相當高的城市，其富庶繁華，遠遠超過西漢首都長安，這在傅毅、班固、張衡諸人的京都賦中，都有充分的描繪。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東漢末洛陽太學生已多達三萬人，許多私學門徒也在千人以上，這表明東漢時文化的普及，和“士”階層的壯大。
東漢中期以後權力結構不穩定，其直接原因是連續出現幾個幼年登位的皇帝，造成權力真空，但根本的原因，卻是皇權和士人集團之間的不協調。這一點在東漢末尤其突出。所謂“士人”，就是地主階級中的讀書人，其中最活躍的，是京都的太學生。從理論上說，他們具備做官的資格，並以此為人生出路，而一些世代官宦的大士族，和士人出身的朝廷大僚，則是他們的代表。皇帝和皇室成員，往往從“家天下”意識出發，完全把國家視為私產，重用其私奴——宦官，甚至透過宦官直接出賣官爵以積累私人財富；宦官則乘機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