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敢想象的。但這些小說作為中國的生活現實的產物，作者們所面對的是前人久已遭遇和希望解決的問題。
郁達夫的《沉淪》是這些小說中最早和影響最大的作品。
作者對病態的性慾的描寫曾激起廣泛的爭議。作為一種自敘傳性質的心靈經歷的記述，作者透過描寫主人公對自身性慾的不安寧和無所適從的精神狀態，反映了在壓抑的文化環境中生長起來的人特有的脆弱心理，那一種在自我生命衝動和自我道德禁制之間的焦慮和彷徨。小說描寫的似乎是病態，但它所要求的是對性慾的正視，是掙脫苦悶、獲得健康快樂的生活。《沉淪》在當時社會中引起了巨大的反響，引發了眾多同樣型別的創作，其根本原因，是作者敢於以坦誠的態度看待被社會文化傳統所封閉的生命的真相。明末《牡丹亭》也曾以同樣的特點引起巨大的社會反響，在這一意義上，《沉淪》可以說是《牡丹亭》的重複。當然，作為不同時代的作品，《沉淪》的許多特點是《牡丹亭》所無法比擬的。它那種大膽的自我裸裎，它的心理描寫的尖銳程度，都是《牡丹亭》不可能具有的；尤其是，《牡丹亭》作為傳奇性的作品，雖然觸及了女主人公生命慾望被壓抑的痛苦，卻以“大團圓”的陳套來結束，給人以虛假的安慰，《沉淪》卻是以悲劇性的結局強化了作者所提出的問題，無論是帶給讀者的精神震撼還是對偽飾的道德的衝擊都遠為激烈。
“五四”時期的愛情小說，在現在看來，一般對愛情心理的體驗都不大深細，也缺乏人生哲理的內涵。這是因為，愛情常常是直接作為自由的象徵來描繪的，作者藉此宣示了他們不甘受社會束縛的獨立的生存價值。如馮沅君小說《隔絕》中的女主人公所宣稱的：“身命可以犧牲，意志自由不可以犧牲，不得自由我寧死。人們要不知道爭戀愛自由，則所有的一切都不必提了。”在這種型別的小說中，愛情主要不是異性之間的故事，而是戀愛中的人們與社會之間的故事。所以，異性之間微妙的感情糾葛與衝突反而被淡視了。
戀愛自由的阻礙，常常來自封建家庭，這是中國舊社會強烈的特徵，也是文學長期反映的內容。《紅樓夢》曾經傑出地描述了渴望自由的年輕生命如何被腐爛的封建家庭所扼殺。以後這一問題越來越被人們注意，如譚嗣同《仁學》中，就把儒教傳統的家庭描述為“上以制其下”的壓迫制度。“五四”時期的愛情小說，反抗家庭與反抗社會常常是合二而一的問題，如前面提到的《隔絕》就是。直到三十年代初，還產生了巴金的《家》，這是一部深受《紅樓夢》影響而又富於時代特色的長篇小說，曾引起廣泛的社會震動。
把愛情作為自由的象徵，從愛情中獲得自我肯定，這是中國特有的歷史文化背景上的產物。但新文學作品由此表現出的自我意識，無疑是比過去強烈得多了。茅盾《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一集·導言》評廬隱《海濱故人》說：“我們看見所有的‘人物’幾乎全是一些‘追求人生意義’的熱情的然而空想的青年在那裡苦悶徘徊，或是一些負荷著幾千年傳統思想束縛的青年在狂叫著‘自我發展’。”因為在這個時代，徹底擺脫“幾千年傳統思想束縛”儘管很困難，卻畢竟有了幾分現實的可能性。如果把巴金的《家》與《紅樓夢》相比，最大的區別無疑在覺慧的最後出走，這和寶玉“出家”之歸於虛無，表現了完全不同的人生態度和生活前景。甚至，包括《沉淪》一類小說以及一般寫戀愛、婚姻的小說中常常瀰漫著的自哀自憐的情調，也透過對自我重新失落的恐懼，反映了這個時代的人們自我意識的強烈。
六、如果說，對人的平凡的生活本能、慾望以及建立在這之上的生活情感的肯定是一種對“人”的肯定，實際上這已經牽涉到“個人”的存在價值的問題。所謂“人的發現”與“個人的發現”本來沒有根本區別。但是，在進一步的意義上，個人價值還牽涉到個人與整個社會群體、與周圍世界的關係問題，下面要談的，就是個人主體性的意識如何連貫地表現於元明清文學和“五四”新文學以及它是如何不斷強化的。
元代人的理論意識較為淡薄，但至少在楊維楨詩文對自我精神形象的誇張性描述中，在高啟詩文經常表現出的無端的驚懼中，可以感受到雖然朦朧卻是深層心理上的自我覺醒。
而明中期產生的基本內涵仍頗為陳舊的陽明心學之所以重要，就在於它以內在“良知”併合外在“天理”，在理論形式上把確認真理的權利交還給自我。晚明李贄由此引申出他的異端學說，蔑視六經，聲稱“不知孔子何自可尊”（《聖教小引》①），掀起了思想史上前所未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