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總是傷悲。好教我動旅懷難成醉,枉了也壯志如虹英雄輩,都做助江天景物悽其。氣呵做了江風淅淅,愁呵做了江聲瀝瀝,淚呵彈做了江雨霏霏。
鄭光祖雜劇在曲詞方面顯示了不凡的功力。後人論元曲,或因此將他置於關、白、馬之上,這雖然不合理,但說明他在元曲中的地位確實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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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秦簡夫的雜劇
秦簡夫,大都人,後流寓杭州,生平不詳。劇作見於著錄的有五種,今存三種:《東堂老》、《剪髮待賓》、《趙禮讓肥》。
《東堂老》是元后期雜劇中具有獨特意義的作品。劇中寫富商趙國器因兒子揚州奴不肖,臨終前向人呼“東堂老”的好友李實托子寄金。後揚州奴交結無賴、肆意揮霍,終於淪為乞丐,他所賣出的家產被李實用趙國器所留下的銀錢買進。
李實對揚州奴屢加教誨,使浪子回頭,而後將趙家財產交還給他,讓他重振家業。
在中國古代的傳統觀念中,由於商業對建立在農業經濟基礎上的政治秩序具有一定的腐蝕作用,所以一直提倡重農抑商。反映到文學中,商人也總是受鞭撻的,似乎他們都是不勞而獲。元代商業經濟的發展,造成社會觀念的變化,這引起了雜劇作家們的關注。但元雜劇寫到商人,但是以譴責居多,如鄭廷玉《看錢奴》嘲諷財主的慳吝貪婪:“那一片貪財心沒亂煞,則他油鍋內見錢也去撾。富了他這一輩人,窮了他那數百家。”甚至詛咒那些“無仁義”的富人“發背疔瘡”、“禁口傷寒”,不得好死。這類作品揭露金錢的罪惡,不是沒有真實性,也反映了社會上的不平心理,但把商人一概看作是不義之徒,實際上仍是隻承認從做官即從政治權力中獲得富貴才算合理的傳統意識的表現。而《東堂老》卻是讚美了一個見財不昧、忠於友誼、誠懇可信的商人,這是過去極少見的。
《東堂老》所寫的浪子敗家和悔悟改過的故事,實際上是包含著濃厚的道德勸誡的意味。但它所表現的,不是“重義輕利”計程車大夫道德,而是更具有真實性的、與追求物質利益相聯絡的商人道德。第二折東堂老對揚州奴說:“你有錢呵,三千劍客由他們請;一會兒無錢呵,……凍剌剌窯中巴不到那明,痛親眷敲門都沒個應,好相識街頭也抹不著他影。”這裡說明金錢在社會生活中的重大作用,乃至對人的愛憎情感的主宰,但所得出的結論,卻不是對金錢的“義憤”,而是指出為確保自身的生存和社會地位,要儘可能多地佔有金錢。只是佔有金錢的途徑,必須是正當和合理的。劇中對柳隆卿、鬍子轉這類以不正當手段獲得利益的市井無賴提出了嚴厲的譴責,而對商人透過艱辛經營積聚財富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和充分的肯定。東堂老的一段唱詞這樣寫道:
想著我幼年時血氣猛,為蠅頭努力去爭,哎喲!使的我到今來一身殘病。我去那虎狼窩不顧殘生,我可也問甚的是夜甚的是明,甚的是雨甚的是晴。我只去利名場往來奔競,那裡也有一日的安寧?投至得十年五載,我這般鬆寬的有,也是我萬苦千辛積攢成,往事堪驚。
(《滾繡球》)
以農業社會的狹隘眼光來看,非生產性的商業活動似乎不產生價值,所以商人的經營只是從別人的勞動中獲取利益。而在這裡,作者真實地反映了商業經營不但辛勤勞累,而且充滿風險,讚美了經商致富的人生道路。
劇中第二折寫到東堂老的兒子因“這幾時做買賣不遂其意”,抱怨自己“生來命拙”,東堂老對此表示反對,說“那做買賣的,有一等人肯向前,敢當賭,湯風冒雪,忍寒受冷,有一等人怕風怯雨,門也不出”,所以才有成與敗、貧與富的差別,“怎做得由命不由人也”!而後又唱道:
我則理會有錢的是咱能,那無錢的非關命,咱人也須要個幹運的這經營。雖然道貧窮富貴生前定,不倈咱可便穩坐的安然等?(《端正好》)
這裡實際上否定了貧富窮通皆由天命的觀念,而把成敗得失歸於人力,宣稱“有錢的是咱能”,也反映出商人階層重視實際的人生態度和積極進取的人生精神。
《東堂老》還有值得注意的一點,就是在元雜劇中,這是一部寫實性特別強的作品。劇中沒有離奇的內容和特異的人物,也沒有什麼誇張的語言,以嚴謹的結構、合理的情節、樸實的語言,敷演一個商人社會中常見的故事,充滿生活氣息;
劇中所提出的具有新的時代意義的道德觀念,也並非是理性的闡釋,而是在寫實中自然地反映出來,這表現了古代文學的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