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這也是落魄文人的一種自我陶醉。
馬致遠寫得最多的是“神仙道化”劇。《岳陽樓》、《陳摶高臥》、《任風子》以及《黃粱夢》，都是演述全真教事蹟，宣揚全真教教義的。這些道教神仙故事，主要傾向都是宣揚浮生若夢、富貴功名不足憑，要人們一空人我是非，擺脫家庭妻小在內的一切羈絆，在山林隱逸和尋仙訪道中獲得解脫與自由。劇中主張迴避現實矛盾，反對人們為爭取自身的現實利益而鬥爭，這是一種懦弱的悲觀厭世的態度。但另一方面，劇中也對社會現狀提出了批判，對以功名事業為核心的傳統價值觀提出了否定，把人生的“自適”放在更重要的地位，這也包涵著重視個體存在價值的意義，雖然作者未能找到實現個體價值的合理途徑。
在眾多的元雜劇作家中，馬致遠的創作最集中地表現了當代文人的內心矛盾和思想苦悶，並由此反映了一個時代的文化特徵。與此相關聯，馬致遠的劇作，大抵寫實的能力並不強，人物形象的塑造也不怎麼突出，戲劇衝突通常缺乏緊張性，而自我表現的成分卻很多。包括《漢宮秋》這樣的歷史題材的作品在內，劇中人物往往遊離戲劇衝突，作大段的抒情，這常常是作者在借劇中人物表現自己的喜怒哀樂。如《岳陽樓》中呂洞賓所唱《賀新郎》一曲：
你看那龍爭虎鬥舊江山，我笑那曹操奸雄，我哭呵哀哉霸王好漢。為興亡笑罷還悲嘆，不覺的斜陽又晚。想咱這百年人，則在這捻指中間。空聽得樓前茶客鬧，爭似江上野鷗閒，百年人光景皆虛幻。
這實際是作者在其散曲中寫過多次的一種人生感受。
如上所述，馬致遠大多數雜劇的戲劇效果不是很強的。前人對他的雜劇評價很高，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劇中所抒發的人生情緒容易引起舊時代文人的共鳴，再就是語言藝術的高超。馬致遠雜劇的語言偏於典麗，但又不像《西廂記》、《梧桐雨》那樣華美，而是把比較樸實自然的語句錘鍊得精緻而富有表現力。如《漢宮秋》中寫“驚雁”的一支《堯民歌》：
呀呀的飛過蓼花汀，孤雁兒不離了鳳凰城。畫簷間鐵馬響丁丁，寶殿中御榻冷清清。寒也波更，蕭蕭落葉聲，燭暗長門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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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趙氏孤兒》、《李逵負荊》及其他
雜劇作品紀君祥的《趙氏孤兒》和康進之的《李逵負荊》，都是元代前期雜劇中的名作。
紀君祥，大都人，生卒年代及生平事蹟均不詳。所作雜劇著錄有六種，僅有《趙氏孤兒》完整傳存。這個劇本很早就傳入歐洲，一七五四年，法國啟蒙思想家伏爾泰把它改編為歌劇《中國孤兒》，並註明“五幕孔子的倫理”。這部劇作確實歌頌了中國的傳統道德，但應該注意到，它真正吸引人的地方，是劇中人物在道德完成中所表現出的人格力量。
《趙氏孤兒》的劇情，主要是根據《史記·趙世家》所記春秋晉靈公時趙盾與屠岸賈兩個家族矛盾鬥爭的歷史故事敷演而成，並強調了屠岸賈作為“權奸”和趙氏作為“忠良”之間的道德對立。劇中寫趙盾全家被屠岸賈抄斬，趙盾之子趙朔為駙馬，也被逼自殺，其妻亦被囚禁並在此時生下趙氏孤兒。趙朔門客程嬰將孤兒偷帶出宮時，被奉屠岸賈之命把守宮門的韓厥發現，但韓厥不願獻孤兒以圖榮進，遂放走程嬰，自刎而死。繼而屠岸賈下令殺死全國出生一個月至半歲的嬰兒，程嬰與趙盾友人公孫杵臼商量，以自己的兒子冒充趙氏孤兒，然後出面揭發公孫收藏了他。公孫與假孤兒被害，真孤兒得以保全，長成後程嬰向他說明真相，終於報了大仇。
把歷史上一些重大政治鬥爭的原因解釋為“忠”與“奸”的對立，這當然是簡單化的；劇中程嬰的行為，基本的出發點是報答趙朔的平日優遇之恩，這也很容易為統治者所用，以激勵臣民為王朝盡忠守節。宋代一再為程嬰、公孫杵臼和韓厥修祠立廟、加封爵號，正是出於這種目的。這些特點，對後來寫“忠奸鬥爭”的戲劇有較大的影響。
但《趙氏孤兒》不只是停留在“忠奸鬥爭”的主題上。實際上，屠岸賈之“奸”與趙氏之“忠”，在劇中主要是作為基本的背景和對兩大家族之間對立的簡便的解釋提出的，作家並無意對此作過多的渲染。而正如劇本全名《冤報冤趙氏孤兒》所揭示的，強烈的家族復仇意識在劇中表現得更為突出；
在表現這種復仇意識時，作者又強調了弱者對於殘暴勢力壓迫的反抗。屠岸賈殺絕趙氏一門三百餘口，又為了斬草除根而準備殺盡晉國所有嬰兒，這為程嬰、公孫杵臼等人的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