犧牲提供了較之單純的“忠”更具人情味的道義根據。包括韓厥決定放走程嬰和所攜趙氏孤兒時的一段唱詞，“子見他腮臉上淚成痕，口角內乳食噴，子轉的一雙小眼將人認。緊幫幫匣子內束著腰身，低矮矮怎舒伸”，也表達了對無辜的弱小者的同情。因而，他們或殺身成仁、或忍辱負重以實現其自覺承擔的使命的行為，便有了人格完成的意義和崇高的悲劇美感。
《趙氏孤兒》戲劇衝突尖銳激烈，矛盾連續不斷，層層迭進，氣氛始終緊張而扣人心絃，因此，戲劇效果也特別強烈。
元代社會一方面吏治鬆弛，權勢者橫行不法，另一方面對社會意識形態的控制也不很嚴厲。因而在雜劇中出現了一大批以水滸故事為題材的作品，至今存目的有三十餘種，其中完整傳世的有六種：《李逵負荊》、《燕青博魚》、《黃花峪》、《雙獻功》、《爭報恩》、《還牢末》。這些劇作藉著前代的歷史背景，透過描寫梁山好漢“替天行道”、主持正義的事蹟，反映出元代民眾對於合理公正的社會秩序的要求。水滸戲一般的特點，是敘述權豪勢要、貪官汙吏、豪強惡棍（尤其是“衙內”式的人物）欺壓善良，迫害無辜，劫奪婦女，謀取財物，而由梁山好漢作為正義力量的代表，對這些邪惡勢力加以審判和懲罰。戲劇中的梁山好漢，既是反抗政府的造反者，又似乎是在代替失職的地方政府執行其應有的功能，乃至維護社會的道德風化，像《還牢末》中所唱的“將姦夫淫婦都殺壞，方顯義氣仁風播四海”。這正反映出封建時代普通民眾的思想特點：他們所要求的正義，乃是統治力量所允諾的正義；他們所信仰的道德，也還是社會所公認的道德。只是由於統治者不能夠保證甚至直接破壞了這些準則的實行，他們只得寄希望於綠林英雄。
元代寫水滸戲最多的是高文秀，今見於著錄的就有九種，以星旋風李逵為主人公的有八種，不過劇本留傳至今的僅有《雙獻功》。劇中寫白衙內勾搭孫孔目之妻郭念兒，又把孫孔目打入死牢，受命保護孫孔目的李逵扮作個傻痴的莊稼漢去探監，將孫孔目救出，再混入官府，殺死白衙內和郭念兒，帶人頭回梁山獻功。這出戏的關目和曲白都較出色，人物也寫得不錯。高文秀是當時很有名的一位劇作家，人稱“小漢卿”（《錄鬼簿》）。他的劇作總共存目三十三種，數量僅次於關漢卿，留傳下來的除《雙獻功》外，還有《澠池會》等四種歷史題材的作品。
不過，元代水滸戲中最著名的還數康進之的《李逵負荊》。康進之，棣州（今山東惠民）人，生平事蹟不詳。《李逵負荊》的故事與《水滸傳》第七十三回的後半回大致相同。
小說成書在後，其情節可能直接採自本劇，這也是現存元雜劇中唯一與《水滸傳》故事相符的一個劇本。劇中敘惡棍宋剛、魯智恩冒充宋江、魯智深，擄走酒店主王林的女兒滿堂嬌。李逵下山聞知此事，勃然大怒，回山砍倒杏黃旗、大鬧忠義堂，指斥宋江、魯智深玷辱梁山名譽。後三人同去酒店對質，方知是歹徒冒名作惡。李逵深悔莽撞，負荊請罪，並協同魯智深擒獲歹徒，將功補過。
這是一出用“誤會法“構成的喜劇，但並不是一味在“誤會”上湊熱鬧，而是同人物的性格滲透在一起，矛盾的發展合乎情理。劇中的李逵是一個令人喜愛的形象，他是非分明，愛憎強烈，忠於梁山的正義事業，為人坦誠豪爽而又天真魯莽。作者用了較細緻的筆法從不同側面來描寫這個莽撞漢子，使這個形象顯得豐滿生動。如一開始李逵聽了王林的哭訴，又見到所謂“證據”，便怒不可遏，回到山寨不由分說便拔斧砍旗，又與宋江以腦袋為賭，立下軍令狀，顯示他嫉惡如仇、火爆而不顧後果的個性；在下山對質的過程中，他因先入為主的成見，對宋江和魯智深的一舉一動都表示懷疑，好像很精明，卻在這種“精明”中愈發顯出他的憨直與魯莽，讓人忍俊不禁；真相大白後，他懊悔起來，於是裝糊塗耍無賴，以保住自己的腦袋；最終抓住了歹徒，他又得意起來，自詡為宋江、魯智深洗刷了壞名聲。戲劇中性格魯莽的人物最容易寫得簡單化，《李逵負荊》卻避免了這樣的毛病。整個劇情也寫得緊湊而饒有風趣，語言又很老練，在古代喜劇作品中是相當出色的一部。
元代前期的雜劇作品數量很多，無法一一討論，下面僅將另外幾種比較著名的略作簡單的分類介紹。
尚仲賢的《柳毅傳書》和李好古的《張生煮海》都是關於愛情的神話劇。《柳毅傳書》取材於唐人李朝威傳奇《柳毅傳》，《張生煮海》則是根據民間傳說改編的，寫書生張羽與龍女相愛，卻為老龍王所阻遏，後得到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