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府體《運糧行》、《苦寒行》、《軍中樂》等，都揭示了賦斂殘暴、百姓困苦的社會問題。他最初學“四靈”，後來感覺他們的格局太小，批評說：“永嘉詩人極力馳驟，才望見賈島、姚合之藩而已。”（《瓜圃集序》）所以又轉而廣泛學習其他中晚唐詩人如王建、張籍、李賀、許渾等的風格；同時他又覺得晚唐詩“捐書以為詩失之野”（《韓隱君詩集序》），於是又採用一些江西詩派的老方法，化用典故，推敲對偶聲律，力圖使詩歌達到既輕快靈動，又不失深沉綿密。所以他的詩比“四靈”要充實，氣勢也開闊些。但他的努力並不完全成功。
一方面他貪多務得，寫得比較草率，往往反而不如“四靈”詩那麼靈秀清新，填了很多材料、典故後顯得生硬板滯；另一方面他吸收了各種風格，卻沒有融匯貫通，形成自己的個性特徵，所以模擬痕跡還較嚴重。只有晚年一部分詩寫得較好，用典引事，經過錘鍊復歸自然，氣勢較開闊。
與劉克莊同時的戴復古，也有類似的情況。戴復古（1167—？）字式之，號石屏，黃岩（今屬浙江）人，一生以布衣的身份遊歷四方，有《石屏詩集》。他作詩，一方面由“四靈”追溯賈島，一方面又由江西詩派追溯杜甫。他的詩友鄒登龍的《戴式之來訪，惠石屏小集》一詩說他“瘦似杜陵常戴笠，狂如賈島少騎驢”，他的《望江南·自嘲》詞則說“賈島形模元自瘦，杜陵言語不妨村”；據說他曾蒐集千百家古書，自稱“胸中無千百字書，如商賈乏資本，不能致奇貨”（《宋詩鈔·石屏詩鈔序》）。互相參照來看，他正是希望將晚唐詩的輕靈秀逸與杜甫詩的拗峭渾厚融匯起來，實際也就是溝通“四靈”與江西詩派，使之互相補救。他的詩，從內容來看，比“四靈”更關心現實問題，像《織婦嘆》、《庚子荐饑》等，指責時弊都很尖銳；從形式來看，他不像“四靈”那樣專注於五律，而是歌行體、五古、五、七言近體都有；從語言來看，他不像“四靈”那樣在個別句子和字眼上花大力氣，而是比較注意整體意境，同時也不那麼忌諱用典，像下面這首《夜宿田家》：
簦笠相隨走路歧，一春不換舊征衣。雨行山崦黃泥坂，夜扣田家白板扉。身在亂蛙聲裡睡，心從化蝶夢中歸。鄉書十寄九不達，天北天南雁自飛。
寫得自然流暢，用典也很妥切。又如《江陰浮遠堂》：
橫岡下瞰大江流，浮遠堂前萬里愁。最苦無山遮望眼，淮南極目盡神州。
詩中對國恥不報、國土不歸感到悲憤，骨力的豪健和境界的開闊都要勝過“四靈”。尤其後兩句以無山遮眼、使人望北國而生憾恨來表達內心的痛苦，立意顯得很巧妙。
在劉克莊、戴復古的同時及稍後，有高翥、方岳、葉紹翁等江湖詩人。他們大抵都受過“四靈”的影響，又從那種狹小的圈子裡稍稍掙脫出來，在內容、形式、語言方面有些變化。高翥的詩偏於自然輕快，有楊萬里的風味，但有時寫得俚俗滑易，流於粗率。方岳在當時名聲很大，他的詩是從江西派入手，但大體詩風仍與江湖詩人相近，有些寫田園風情的短篇，接近范成大的樸素圓潤，但語言的雕琢顯然要更為用心，如《農謠五首》之四：
雨過一村桑柘煙，林梢日暮鳥聲妍。青裙老姥遙相語：今歲春寒蠶未眠。
葉紹翁的詩中不乏豪宕磊落之作，如《題鄂王墓》，但最為人稱道的，卻是一些既清麗又帶有理趣的絕句，如《遊園不值》：
應憐屐齒印蒼苔，小扣柴扉久不開。春色滿園關不住，一枝紅杏出牆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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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嚴羽的《滄浪詩話》
南宋後期詩歌雖說情況紛雜，但脫離往日宋詩主流的傾向已經很明顯了。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出現了嚴羽的《滄浪詩話》。
嚴羽字儀卿，號滄浪逋客，邵武（今屬福建）人，一生未仕。他在詩歌創作方面沒有很突出的成就，但《滄浪詩話》卻是一部極重要的詩歌理論著作。其書分詩辨、詩體、詩法、詩評、考證五門，以第一部分為核心。嚴羽論詩立足於它“吟詠性情”的基本性質，而《福建文苑傳》亦以“掃除美刺，獨任性靈”總括嚴氏詩論。全書完全不涉及詩與儒道的關係及其在政治、教化方面的功能，而重視詩的藝術性和由此造成的對人心的感發，這與理學家的文學觀恰成對立，很值得注意。
根據上述基本宗旨，嚴羽在《滄浪詩話》中，針對江西詩派的“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提出了尖銳的批評，並由此涉及了宋詩的具有普遍性的弊